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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大学生还是很稀罕的，刘伯伯夹杂在厂里众多工人中，就多一副眼镜，上下班都是一身蓝色的劳保服，其他地方还看不出他多大一个知识分子。
在三线建设时期他成天忙着与一个内迁厂的协调，后来那个内迁厂提前了半年时间生产，为这件事刘伯伯在厂里戴过大红花，一朵红绸子扎的很大的一朵，还评过一张先进的奖状，可是他家没有把奖状贴在家里墙上的规矩，刘五大哥的三好学生奖状也没有粘出来过。
风云突变，文化大革命开始，像刘伯伯这类的知识分子很自然的要挨上一大堆大字报，贴你的大字报也就有了‘臭老九’的名号，厂里的造反派和厂子弟校的红卫兵都到他家去革过命，连几本外语字典都被搜跑了，偏偏没有搜出那张年轻时的毕业相片和后来评先进的奖状。‘找不到就算了嘛，反正这运动就是闹起耍的事。’刘伯伯倒是很想得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废除考试制度，大、中专院校停课闹革命，批斗牛鬼蛇神，国内红卫兵革命大串联，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文攻武卫
运动有些年头，轮到知识青年下农村，该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刘五的大哥和三姐都在即将奔赴广阔天地下乡当知青之列，临出发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刘伯伯没有忧郁的表情，在他看来，哪家哪户没得娃儿下农村？开后门办一个假病残是老爷子不愿意去做的惹麻烦的事情。他只是语重心长的对儿女们说；‘船停在港湾最安全，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老爷子是搞船用柴油机的，也就只能说出这么一句跟本行靠谱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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