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期职场专家在线 嘉宾 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主任 周立太 律师

     这是一位一直走在农民工维权路上的律师,曾经被人奉为“农民工保护神”、“周青天”;然而他也是第一个将农民工告上法庭的律师。他因替农民工维权而声名鹊起,又因向农民工追讨律师费而饱受非议和流言攻击;从某些人眼里“影响城市投资环境的刁民”到所代理的“民告官”案件被认为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的代表人物。他的光荣与无奈让人不禁感叹“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媒体因此将他评为“年度最无奈的法律人物”、“最具有争议的人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和挣扎的律师。今天,我们有幸带领大家走进这位十三年来一直奔波于农民工维权道路上的孤胆英雄——周立太律师。

铁胆律师•周立太

    在采访周律师前,我已经收集了很多关于他的资料。要知道他的信息太容易了,不论是地方媒体还是国家电视台,或者国外媒体都对他进行过多次报道,有的出专题,有的拍纪录片。不管是支持的还是声讨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作为一家专业人才网站,我们将从另一个角度为大家展示他从农民到律师的艰辛历程。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涉及到那些曾轰动社会各界的案件和某些争议话题。

从农民到民工律师

     上世纪五十年代,周立太出生于开县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小学二年级他即被迫辍学,儿时农村的贫困让他印象深刻。“不怕你们笑话,一直到五六岁时我才有裤子穿。当兵体检的时候才知道人还需要穿内裤。”1974年11月身强力壮的周立太应征入伍,成了驻守青藏高原的一位军人。对于当初的选择,周立太的说法相当直白,“当兵的原因很简单,一是在家吃不饱饭,二是从没坐过车,想去凑个热闹。那个时候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基本需要。”服役4年后周立太回家务农,担过盐,担一百斤能有一块八毛钱的力钱。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农村改革的春风让农民看到了希望,见过一些世面的周立太开始有了新的想法。1980年他跟随他人到了湖南省安乡县安尤砖瓦厂打工,一干就是3年。“我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外出打工的农民。”砖瓦厂的日子并不好过,超长的劳动时间,难得的一丁点报酬还经常被拖欠,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使他逐渐对法律有了兴趣。砖瓦厂的三年中,周立太受一部名为《风暴》的电影影响,被影片中那位仗义执言的施洋大律师深深打动。从此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与法律相关的东西。曾有人嘲笑他一介农民居然妄想当律师,但是他始终不为所动坚持学习,有时还会步行20里地到县法院旁听案件审理。

    1985年周立太回到家乡,毛遂自荐给当时的开县司法局局长王明志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这样说到,“我是一名当过兵,打过工,务过农,也自学过法律的人,如果这个社会能够给我一个机会,我希望能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8月份,开县司法局破格聘用他为开县陈家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开始从事法律工作。一年后,国家举行第一次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周立太通过考试,获得律师资格。“当时的合格成绩是240分,我取得了252分。从此走向了律师的工作道路,我从一个农民成长为律师,这本身就证明了30年来中国法治的进步。”

     之后周立太正式以律师身份加入重庆四方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2001年6月,经重庆市司法局批准成立了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周立太出任事务所主任。2005年和2007年又先后成立了深圳分所和万州分所。

踏上农民工维权之路

     当我们问到他是如何走上替农民工维权的道路时,周立太这样跟我们说,“就拿开县开说,它是中国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县。现有人口160多万,外出务工人口达51万。开县现在的财政收入不到两个亿,而因外出务工带回来的收入却高达40个亿。也就是说开县外出务工的劳务经济给开县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开县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改善。由小及大,农民工群体绝对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群体。”

     1996年5月,在深圳龙岗区打工的开县籍农民工在下班途中被一辆货车撞死。当事人家属找到周立太做代理人。当时,这类事故一般得不到工伤赔偿。周立太找到依据,为当事人争取到33万元的赔偿。该案件开创了深圳因交通事故获得工伤赔偿的先例。该案件的胜诉使得周立太在深圳小有名气,就在他打算返回开县时却在路上被龙岗区法官截住,希望他能为另一位因工致残的农民工彭刚中做代理人。而此时这位名叫彭刚中的农民工,因工作时左上肢被机器压断,经鉴定为五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85%。但彭所在公司拒不赔偿,案子拖了整整一年。鉴于农民工的现实情况,周立太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农民工案件推行“风险代理”,简单的说如果官司胜诉,则农民工需支付律师20%的代理费和差旅费;如果败诉则不需交钱,律师不仅不能取得任何报酬,甚至可能损失一笔不菲的前期投入。(自2006年后,有关部门规定,中国律师事务所不得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办理案件。)周立太最初推行这个制度的原意是想使没钱的农民工能够打得起官司。在为彭刚中做代理人期间,周立太通过指出地方法规执行中的错误,为彭刚中赢得官司,获得了17.3万元的赔偿。接下来的3年多里,周立太共代理这类工伤赔偿案件200多件。他通过一系列诉讼纠正工伤赔偿计发基数,促进深圳等地完善工伤赔偿立法。1999年,深圳市修改《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劳动者因工伤致残可获假肢更换费赔偿,结束了打工者断一只手只能获赔33101.25元的历史。然而,正是这件让他声名鹊起的赔偿案件开创了他律师生涯中三个“第一”——第一个风险代理案件,第一个因工致残获赔的案件,第一个当事人拿到赔款就逃跑的案件。

    随着知名度提高,越来越多伤残农民工找到周立太,请他帮助打官司。他办理案件的地域从深圳扩大到整个珠三角地区,并逐步发展至全国除西藏、台湾外近30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曾代理国内最大工伤赔偿案件刘涛诉深圳金龙毛绒布织造有限公司工伤赔偿案件,获得158万元的赔偿,最大限度的维护了受害者的权益。 2001年办理的吴雪等56名女工状告深圳市龙岗区韩资企业坑梓宝洋产业制品厂非法搜身案,此案震惊全国,周立太便是这全国第一起农民工人身侵权案的代理律师。“过去,外来劳务工者在新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与用工企业和当地政府处于不平衡的地位,他们的权益往往被不自觉地忽视。这起官司的意义已远超出诉讼本身,是中国公民法制意识和国家法制逐步走向浓厚和健全的表现。”周立太说。从1996年至今,他和律师事务所一共受理了一万多件农民工维权案件,尽最大努力维护了农民工群体的利益。

维权路上的喜与忧

     回顾过去的十三年,周立太说,维权路上有喜也有忧。“国家法治建设30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劳动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进步尤为明显。通过努力我们改变了过去农民工断一只手只能得到3.3万赔偿的不合理历史,并促进了当地政府的依法行政。”2000年这位曾经被深圳有关部门定义为“非法执业”的律师却被写入深圳市政府文件中——“在1996-1998年行政案件中,政府的败诉率达到95%以上,在周立太等律师代理的外来工因不服工伤赔偿等案件推动下,到2000年政府的败诉率只有20%。”周立太感触地说:“通过一系列案件农民工维权意识得到明显提高,推进法治化是降低社会冲突、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国家法治进步、社会维权意识增强让我的路越走越宽!”他多年来所办理的一系列中国弱势群体的案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南方周末、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联社、华新社、路透社、凤凰卫视等国内外200余家新闻媒体对其作过大量报道。社会学家和国家司法机关也开始研究由他引起的“周立太”现象,进一步促进了立法的完善。2004年7月他受邀到泰国参加国际人权大会并作发言。2005年5月1日至25日,他受美国国务院邀请,先后到美国国务院、联邦最高法院、劳动部、工会等交流访问,并应邀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访问交流并发表演讲,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和好评。2008年德国副总监兼外交部部长施泰因迈尔先生到重庆与他进行会晤,并邀请他访问德国。由于事务所历年来主要面向最弱势的劳工群体提供法律帮助,在业界独树一帜,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中国残联等部门的充分肯定,也因此赢得了包括德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驻华使领馆、美国驻华使领馆、香港乐施会、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支持,2002年至2003年度事务所与欧盟驻华代表团成功合作完成了工人权利保护项目工作,为维护更多的农民工权益做出贡献。

     然而,在一系列光环的背后,周立太同样有着更为深刻的忧虑。他说,“通过十三年的努力,作为一名律师,我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维护了我当事人的权益。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我是在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但是我每走一步却很艰难。”言及此,周立太那典型的“川骂”又忍不住开始了。“我每走一个地方政府都不欢迎我,有些企业还非常恨我,甚至于到最后当事人还要背叛我。从1996年以来考虑到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我们实行风险代理,将风险转嫁到律师身上。然而很多人在获得赔偿后就跑了,至今我们累计被拖欠的律师费已经高达五百多万元,严重影响了律师事务所的正常运营。事务所长期不能正常发工资,电话经常停机,物管费没钱交,甚至于现在还欠着税务局四十多万的税没法交。”尽管如此,他却先后收留了三百多名残疾农民工,并为他们在诉讼期间提供吃住。曾有媒体文字描述了周立太当年刚到深圳的生存景象:1999年,周立太在龙岗区一个小招待所顶楼上,以每月350元的租金,租了一个不到两米高的铁皮房。周立太说:“我的那个床是捡来的,当时有一个老乡买了一个单灶煤气炉,他不要了,我就去把它拿来煮饭,头天下午我就煮一锅稀饭,涪陵榨菜三毛钱一包,我就买几包榨菜。偶尔买些鸡架、鱼尾,我大部分时间是以这种生活过日子的。”他还回忆说,当时老婆怀孕都没有多余的钱给她买好吃的,到最后接生时只能找当地的赤脚医生。其境遇可想而知。

     2004年忍无可忍的周立太将拖欠其费用的农民工刘朝正告上了法庭,法庭判决周立太胜诉,然而他迄今没有收到刘某的欠款。2006年8月,周立太代理王某某等60余人诉东莞某公司追讨工资一案,因当时人逃逸拒不支付律师费,周立太曾书写博文“又一群狗日的跑了”,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并再次引发对弱势群体诚信问题的思考。“都说农民工是弱势群体,而我却被弱势群体欠那么多的账,我又是个什么群体?更弱群体?因此,我认为不单是富人要讲诚信,穷人更应该讲诚信。从大方面说穷人不讲诚信损害的是穷人自己的利益,而从小处说它损害的是我律师事务所的利益。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一栋栋高楼背后丧失的是诚信。一个不讲规则的社会就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就是一个乱弹琴的社会。之所以中央要提倡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提倡大家重诚信讲规则,而不是"和稀泥"。大家不要把周立太神化了,我即不是雷锋也不是董存瑞,我就是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人。”

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

     周立太说他们所代理的“劳工维权案件”,约为四个方面:工伤赔偿案、追讨拖欠工资及加班费案、追索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案、民告官的诉讼案件。而其中代理工伤赔偿案的时间尤为漫长:先是行政部门仲裁,再到打官司,一审、二审,验伤、认定、复议、判决、强制执行,这一套制度程序是规定的,一环不能拉,一环不能缺,“前后总计1074天”。代理这样的案件吃力不讨好,“代理律师差不多得陪上将近3年,这人力成本就高;时间长,时间也是成本,同样时间能办两件案子,肯定比办一件划算,能收入两笔律师费嘛。”而且,“还得罪人,得罪老多人了”。有人曾劝周立太,中国的农民工坏,又特别穷,帮他们打官司只会越打越穷。但是一直执著于“先做人,再做律师”的周立太却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农民,现在开县老家,其名下还有一份“承包地”;自己也当过兵、打过工,“对农民进城打工的一切苦难,有切肤感受”。另外,自从受理农民工案件以来,目前手上还有几千件案件没有办完。既然接受了别人的委托就不能中途撤退,这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关门大吉的事情,就算自己想退也退不了,“被套上了”。第三,他认为自己的性格一直都比较直、冲,“跟政府、司法关系是不好的”。第四,通过十三年的努力自己改变了一些人的境遇,多少也有一些成就感。“十三年中我得到过很多人或者机构的支持,我用自己的努力回报社会,我对得起社会,我的当事人没有一个因为工伤事件闹事的。我也对得起我的当事人,顺利地帮他们拿到了应有的赔偿。”尽管现在律师事务所的外债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

对未来律师人才的劝告

     周立太说,“律师和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商人通过财务收入来体现社会价值,而律师除了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收益外,还肩负着维护正义的天职。然而很多法律人却拿着法律的武器玩弄法律,法律人不怕法,将金钱看成最终目标将是中国法制最大的悲哀。大家可以看看,中国现在有多少人拿着法律"乱弹琴"”。谈及80后,周律师大有“怒其不争”的感叹,“现在的大学生赶不上前几年了,很多本科毕业生居然连诉状都不会写。以前的学生至少还懂一些理论知识,现在很多学生是既没有看懂也没有学会书本知识,甚至有些还要装懂。学生越来越难带了。很多人仅仅是把当律师看成了赚钱的途径。好吃贪耍,上学不干正经事,谈恋爱倒是一绝。我觉得之所以有今天的80后,完全是社会的责任。社会没有给予80后正常的对待和教育,重物质的给予,轻思想道德的培育,造成了80后严重的攀比心态。我觉得当律师就是要爱岗敬业,考得好,学得好,更要用得好。"当个舅子就要像个舅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先做人再做事。人品是骨子里的,技能是可以通过培养提高,最难的还是做人。”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周律师想借由腾讯•大渝人才网的平台向一直关心他支持他的朋友说一声感谢,“祝大家新年万事如意,心想事成。08年我们既有痛苦的回忆,又有奥运成功举办的甜蜜。我相信2009年前途是光明的,感谢大家多年对我的支持和理解,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将社会变成一个更加和谐、更加讲规则讲诚信,更加包容,更加团结友爱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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