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

展览时间:2019.7.13-2019.10.13

展出地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4楼临展厅

主办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重庆大学艺术学院

“三千大千”源自佛家的宇宙观“三千大千世界”,是张大千法名的来源,常用的印章名,更是他在绘画中创造出的大千世界。2019年适逢张大千120周年诞辰,我们以此为题策划本次展览,纪念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和守望者,纪念这位20世纪当之无愧的中国画大师。

展览的主题定位在表现张大千抗战时期的绘画成就上,以他拳拳爱国之心作为暗线贯穿其中。在单元划分上主要以创作题材即山水、人物和花鸟为线索,并把他在艺术成长道路上与亲朋的交往,以及对他画风转变尤为重要的临摹敦煌壁画的时期作为副线呈现,放在首尾,更有抗战时期张大千使用过的印章,出版的画册等辅助展品。本次展览共展出张大千相关作品84件,其中吉林省博物院21件,四川博物院31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32件,是首个对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进行集中展示的展览,也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张大千作品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呈现。展览随处可见张大千与古人的对话,与造化的亲近,与时代的融和,贯穿着大千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真性情的中国画大师在抗战时期的艺术成就。

展览的第一部分“五百年来第一人”,语出徐悲鸿对张大千绘事的赞美,认为其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而立”。此部分没有作品,挑选了四个对张大千意义重大的代表性事件,用沙画视频的形式展示,它们分别是:求学重庆求精学堂、“张爰”与“张大千”名号的来历、39岁自画像展示的不屈气节、远赴敦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这四个场景以时间为序,以地缘和时代为背景,内容紧扣展览的主题,意在引起观众对大师的亲切感,并对他的情怀和艺术肃然起敬,营造观展的心理期待。

第二部分“东西南北之人:大千朋友圈”,主要展示了张大千与亲朋的合绘作品。合作绘画是近代流行的一种绘画方式,体现了当时较为融洽和谐的艺术风气。这种合绘一方面体现了画家之间的交往和雅集,一方面也能彰显画家们精湛的技艺。张大千有着川人的豪爽,为人重情重义,所以交游十分广泛。与亲朋合绘这一部分的设计可以通过绘画、上款等窥探他的部分朋友圈,比如与汪溶、谢玉岑、于非闇、溥儒、王雪涛、晏济元等,这些作品既是他们之间情谊的见证,也反映了张大千艺术成长之路的轨迹。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对大千艺术道路的影响至关重要,早年二人共赴日本学习印染,创办大风堂,鉴藏古书画,切磋画技,以“双髯”并称,张善孖还引荐大千结识了众多各界名流、艺术前辈。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这年冬张善孖绘《猛虎贯日图》激励抗战士气,张大千亦题字其上,言辞决绝果敢,慷慨激愤,既是张氏昆仲情深的表达,合作的见证,更是他们坚贞爱国的体现。以此作为本部分的起首,也是整个展览作品部分的起首,甚为贴切。其余重要展品还有《梅蝶图》(与于非闇合作)、《芭蕉仕女图》(与张善孖、于非闇合作)、《山水人物图》(与谢玉岑合作)。

第三部分“汲古为我:大千山水”,展示了张大千在山水画上的成就。作为一位杰出的全能型画家,他的山水、人物、花鸟、走兽等无一不精,而山水画又是他在绘画上发挥天赋才能的主要方面,因此这一部分在整个展览中的体量最重,作品最多。其中又分为三个小节,它们之间并非逻辑的递进关系,而是分别突出了张大千在抗战时期山水画成就的几个方面。“师古人与师造化”顾名思义,展示的是张大千的摹古功底和写生能力。他早期的山水画以临摹石涛为主,兼及石溪、渐江、华喦、张风、倪瓒、王蒙及宋元诸家,师法明、清最多,宋、元次之,风格清新秀雅。三十岁左右就有“石涛再世”的美誉,临摹技法之高超,所仿石涛让罗振玉、陈半丁、黄宾虹等鉴藏名家都看走眼。此节有一幅从画面、题跋、名款、印章均完全效仿石涛的《山水图》,另有《舟中望山图》、《木叶西风图》、《嫩寒清霭图》等以石涛笔法绘制的作品,以及临摹王蒙笔法的《仿王蒙双松图》,仿宋复古笔法的《远浦归帆图》,此为师古人。同时张大千也酷爱游历写生,以造化为师,将师法古人的传统笔墨运用到自然山水的创作之中,比如图绘华山、严陵濑、巫峡等,此为师造化。二者在张大千心中不可偏废,才使得他的绘画成就如此之高。“三作黄山绝顶行”集中呈现了张大千图绘黄山的作品。他曾三游黄山,得到了无数画黄山的稿本,黄山成为他永远绘不尽的题材。三游黄山的经历对张大千的山水画创作意义深远,开拓了黄山画艺术的新天地,是他山水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单独提出来展示。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张大千被羁留在颐和园,之后冒死离开沦陷区,辗转经上海、香港、桂林、贵阳等地回到大后方,后隐居青城山,直到1941年西赴敦煌,归来之后又上青城。“风雨不动安如山”主要展示了此间张大千创作的山水画,其中不少题画诗尤能体现画家忧国怀民的情感和刚毅的民族气节,比如《看山图》、《祝融峰图》、《龙门图》、《越山图》。这一时期张大千在青城山居住的时间很长,看似归隐,实则内心仍然牵挂外面纷乱的时局,而青城的清幽山色使张大千陶醉于“以自然为师”中,对他绘画的影响非常巨大,自家面貌也愈加明显。

高士与仕女是张大千人物画中特色突出的两个类型,因此第四部分“清华旖旎:大千人物”将着重进行展示。张大千的高士图除了人物形象上的典型特征即相似的椭圆形脸庞,几缕蓄须,束发或戴巾,衣纹飘逸劲简,形象潇洒出尘之外,画面总充满着恬淡高雅的古典情调,成为具有张大千风格的标志。画家喜欢的高士题材有苏东坡、陶渊明、李白、竹林七贤等,也有泛化的高士类型,如《牧牛读书图》、《柳荫高士图》里恬静自得的形象,所以高士图尤能说明画家的精神追求,清华之风骨,不羁之才情。而张大千图绘仕女画的成就鲜少有人能超越,既完胜古人也异于同辈,早期仕女师法明清诸家,近于改琦、费丹旭一派纤弱娟秀的风格,人物背景多为柳、梅、松、竹等,如《柳荫仕女图》、《携梅仕女图》,除了古装仕女也画一些现代女子题材,如《为陈书舫写影图》,生动传神,善于把握人物的气质。但是敦煌求艺之后,他临摹了大量佛像、菩萨、天女、供养人壁画,画风随之一变,仕女的造型更加圆润健美,充满了时代的朝气,旖旎动人,人物发髻、服饰、背景等装饰着大量取自敦煌壁画的元素,如藻井的图案,梁柱的花纹等,设色也更加浓艳大胆,如《竹枝湘女图》。

第五部分“奕奕传神:大千花鸟”展示了张大千类型丰富,别具特色的花鸟画,其绘画功力之深,可见一斑。他师法古人,也注重对物情、物理、物态的细致观察,三十岁之后开始从明代陈老莲上追宋人精妍巧丽的工笔花鸟,以双钩重色为主,偶作写意,《古松栖鸦图》、《白头郎图》、《仿宋林椿笔意图》均是上乘佳作。《双猿图》、《乌骝图》更能看出画家多面的绘画技法,对物象形态的精准把握,也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而在花卉的描绘上,他喜欢以具有内在精神的花卉入画,比如梅、兰、竹、菊、芭蕉、水仙等,认为如果以此赠人,不仅是期许自己,也是敬重对方,可见他对中国传统精神的热爱和坚守。花卉中他尤爱荷花,因为荷花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气质,他以八大山人的笔法绘荷花,荷叶以泼墨写就,浓墨醒出叶筋,墨色充满了自然的活力,而且必求清朗,虽然荷叶浓淡交织,但是层次丰富,从没有模糊不清的笔墨。在疏影错落中,时常点缀一朵或数朵洁白无瑕的荷花,使得画面更加动人。张大千的绘画技法是多面的,泼墨与小写意,水墨与工笔都能信手拈来,工笔花卉他尤爱牡丹,《描金牡丹图》、《仿刁光胤泼墨紫图轴》用宋人的双钩之法绘出,层层渲染,赋色极为浓烈大胆,牡丹的富贵之姿跃然纸上。

求艺敦煌的经历是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中无法抹去的一页,也是奠定他绘画大师根基的一页。展览的最后一部分“向古而生:敦煌朝圣”就是这一时期的成就。在两年七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朝夕与中古艺术对话,逐渐清醒地认识到绘事本应恢宏壮阔,眼界决定心胸,这为他日后画面中呈现的壮阔气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埋下伏笔。他也更加重视线条和勾染的力度,开始广泛的使用复笔重彩技法,使得画面更加瑰丽,气韵更加浑厚。1944年5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两路口中央图书馆举行,他在敦煌所有的努力汇聚成的优秀作品被展示在世人眼前,不仅鞭策了有志之士投身于对敦煌文物的保护之中,也打破了抗战的沉闷之气,让国人正视我们自己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从而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凝聚力和抗战必胜的信念。《临西魏夜叉图轴》就曾出现在这次展览中,75年后又重回故地向世人讲述那段历史,别具意义,而由图中题跋可见张大千对临摹物象不止做外形勾摹,更有用心研究。《簪花图》、《红妆驯猫图》的人物有着丰润健康的体型和清新的时代感,衣纹、发式、装饰灯也大量借鉴了敦煌壁画的图案,体现了张大千敦煌归来之后画风的变化。

张大千堪称20世纪艺坛奇才,诗、书、画、篆刻、鉴藏无一不精,他研习传统,也发展传统,他热爱艺术,也热爱生活,于是乎既能将传统运用得恰到好处,又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佳作。这位“现代的古人”无论在气质、风度、谈吐和艺术上,均是其笔下潇洒谦冲的高士再现,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现代典型,更是坚守民族气节及传统精神不可替代的卓越表率。

谨以此展纪念张大千120周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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