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知青

行走在大街上,在熙熙壤壤、穿流不息的人群中,时常会冷不丁的、不知是谁的手机铃声响起那首童年时代耳熟能详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语录歌。

听到这首歌,就不由自主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回忆起那一件件逝去的往事。

当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1955年毛主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从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大约在1500万人之间。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回忆起那段历史,至今还历历在目。

客观地讲,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也给那时相对闭塞的乡村带去了文明和知识。

那时,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每到冬腊月,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在每个乡场只有一天,本来乡场街面就窄,这天拥入乡场的人数比平时赶场天要多几倍,显得十分拥堵。人们并不奢望能买到什么东西,而大多都是去凑凑热闹而己。一会儿这个人的钱包被人摸了,一会儿那个人的口袋被刮刀拉开了口子。每到这天,重庆崽儿(知青)和小县城的崽儿(知青)在街上打群架的现象时有发生,都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一会儿,上街头小县城的崽儿与重庆崽儿打起来了;一会儿,下街头重庆崽儿与小县城的崽儿打起来了。大家看稀奇,只有市管会那臂上戴有红布箍的人赶到现场才能平息事态,不像现在乡乡都驻有公安派出所。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当年有一个女知青,落户在四大队,听说他老汉在重庆一个大厂子当头头,就把一台当时就报了废的、苏联产“老牙车”赠送给人民公社,从重庆开到公社驻地,曾经在当兵时就会开车的驾驶员说,在路上就“抛锚”好几次,又耗油。开了几天几夜才开到了公社驻地坝坝,开拢那天,去看稀奇的乡亲们这里摸摸、那里看看,公社干部也把那玩艺当宝贝。可后来也没跑几天,渣都没得个,可能是拿去卖了废铁了。

记得那时我们队先后分二批来了三个重庆知青。

第一批分来一个知青,姓彭,听说是一个孤儿,在重庆的日子也不好过,是一个老实本分人。老队长就把他接来安顿在我家老屋的堂屋里,在大门对面的一角落用自制的土坯垒了个灶,然后在稀泥里渗入稻草节和粗糠,把表面抹光,并添制了一口大铁锅,就算把家安好了。有一年的冬天,不知是哪个没良心的人,把他刚从队上分的几十斤水稻给偷走了,弄得他那段日子只好煮一大锅红苕充饥。可能是很久就缺油了,大铁锅都生满铜锈,我母亲是个善良之人,时不时的就把好吃的拿去接济他,返城后听说安排在一屠宰场的服务公司卖肉。

第二批分来了两个知青,一个姓陈,一个姓邹。他俩就比姓彭的那位活跃多了,能说会道,特别是姓邹的那位,听他讲述城里的人和事、讲在校时排演《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的趣事,给你辅导家庭作业等,很是崇拜他。我第一次尝味精的味道就是他从大城市带来的,当时的味觉现在想起真鲜美,那时家里的老人们都吃不来那玩意儿。我们在称呼他们时,母亲总是提醒我们,在名字后面加一个“哥”字,以显得亲近些,她老人家时常唠叨,这么小的年纪就离开家,离开他们的父母,真是造孽啊。因为我们家姓廖。他们的嘴也甜,平时总是在人前人后给我母亲喊“廖妈廖妈的”,那年头他俩都是在我家“搭伙”,一起吃,可能是我家要比其他家庭的生活要好一些的缘故。后来他俩干脆把队上分给他们的粮食就直接背到我家就不管了。 姓邹的那位知青哥哥公社把他派到邻村驻队去,一旦回来,就直接到我家灶屋去看有什么好吃的没有,如果没有什么好吃的,只要蒸子里面有冷饭,也要舀上一碗,不一会就碗底朝天了。并对我母亲讲,他驻队的那地方生活如何如何的艰苦等。姓陈的那位知青哥哥一年后就返城了,接班安排在一货轮上。

姓邹的那位知青哥哥可能是父母还不到退休年龄,就留下来多呆了几年。同时,与一起下乡分在邻乡的同班女知青恋爱上了,那时我堂哥是他们的“铁杆兄弟”,充当他俩的信使,多次往来于邻乡与老家之间互送情书什么的,后来,姓邹的也回城了,安排在一国营公司上班,听说干了几年后,自已出来开办了一个公司,那位女知青考上了卫校,可能是委培生,毕业后又分回到县城的一家医院,后来他俩结婚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我母亲和伯母知道后很高兴,特地从老家带上土鸡、土鸡蛋赶到医院去看望他母子俩。

后来她也调回了重庆。之后这近二十年来,就一直没有联系了,不知近况如何?时不时还想念他们……

知青哥哥们,你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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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wyamo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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