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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的日子不轻松:青春被透支房子是一座山

2010年09月09日07:01人民日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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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 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要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的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务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的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多。“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结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被透支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律师 王艳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幼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家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相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的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己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而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出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责任编辑:wya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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