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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

http://cq.QQ.com  2010年05月07日11:49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评论0

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E·B·Tylor )1871年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一切的能力与习惯。”自此以后,给文化下定义、作说明者成百上千,但究竟什么是文化,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看来要给“文化”下一个简单而又精确的定义实在太难,我们不妨给它确定一个有弹性的范围。从它所能涵盖的内容范围看,它不外乎包括人类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的物化产品等三个方面。而一种地域性文化,亦可着手从这三个彼此影响、互为前提的方面去探索研究。所谓“三峡盐文化简论”,即是对三峡地区这一特定方域内,自古以来人类围绕着食盐在上述三个方面展开的活动及相应的各种文化遗存、历史记载等作一简略论述。本文旨在从三峡地区盐资源的形成论及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并为以后其他专题论述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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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烈的地壳运动造就了三峡独特的地貌和丰富的盐资源

地球自形成地壳以来,地壳的运动从未间断,有时在很长的时间内非常缓慢地进行,有时又在较短的时间内表现为相当剧烈。两种运动方式交替进行,反映着地壳一次又一次的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每一次飞跃都给地壳物质、构造和地理环境带来新的变化。远在距今2. 3亿年至6700万年前的中生代,环太平洋地带即是地壳运动最为强烈的地带。而我国所处地域又濒临太平洋之西端,因此,其地壳运动和受它支配的岩浆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是震旦亚代(起于16-17亿年前)以来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一)燕山运动和喜山运动构造了长江三峡自然风貌的雏形

中生代的地壳运动,包括两期大的地壳运动。一是发生于三叠纪的印支运动,一是发生于侏罗纪和白垩纪的燕山运动。三叠纪晚期,比较强烈的印支运动,使位于四川西部的海槽全部褶皱隆起,同时使华南地盘上升,海水退出,基本上结束了原来南海北陆的局面,使华南华北连接成一片完整的大陆。可以说,在中生代三叠纪以后,中国已经从陆海对立的环境发展到大部分是陆地的环境。到侏罗纪时,在我国,只有西藏、青海南部、两广沿海、东北乌苏里江下游等处尚存海水了。而到了侏罗纪和白垩纪,又发生了非常强烈的燕山运动。由于陆壳由北向南推动,受到太平洋洋壳的阻力,在力偶作用下发生了不均衡的扭动,因而导致由“多”字型构造所控制的隆起和凹陷,形成了北北东或北东向的褶皱断裂山地和许多规模不等的斜列盆地。在西部,则出现了大型拗陷盆地——川鄂盆地,其盆地,不仅面积大,而且拗陷的幅度也大。[1]

就处于川鄂盆地东部的三峡地段而言,经过了三叠纪的印支运动特别是侏罗纪白垩纪的燕山运动,岩层被挤压得弯曲起来,形成褶皱隆起,其中岩层向上凸起的部分叫“背斜”,岩层向下凹陷的部分叫“向斜”;三峡地区就在那时出现了三个背斜,自西而东称之为七曜山背斜、巫山背斜、黄陵庙背斜,以致古“长江”水不得不顺着隆起带的两侧,各自东西,背向而流。直至新生代第三纪的构造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简称“喜山运动”),方使我国西部迅速上升,并出现了向东延伸的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地形。后由于青藏高原的再次上升,地形更显得西高东低,从而导致了上新世后期以内陆为主的水系结构发展成为以外流居多的水系特点。早期的河谷、小溪汇聚在黄陵穹隆地凹地带,古长江开始猛烈地冲刷黄陵穹隆地凹地带表面的岩层,加之黄陵以西的河段比以东的河段陡得多,众水汇聚的西段长江水对表面岩层的侵蚀切割日渐剧烈,而地球内部的压力也开始挤压四周的地层。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植物的作用下,峡谷越来越深,终于使东西两段长江水上下连通,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其自然风貌的雏形由此形成,名符其实的长江水,滚滚滔滔,穿过三峡,向东奔腾而去。[2]

(二)巨厚丰富的盐资源在长江三峡形成一亿多年前就早已埋深于该地区地层之中

在三峡地区,早在中生代三叠纪后期,因印支运动海水逐渐退出,残留的海水经强烈蒸发,矿化度增大,即形成了广泛的蒸发盐类沉积。在此后异常强烈的燕山运动中,由于区域张应力的作用,基层被拉伸下沉,因而形成了盐区的深凹部位,并普遍接受了盐类物质的堆积,而后又被泥沙掩没保存于地层之中,形成了侏罗纪岩盐层,处于背斜轴部的浅部盐层大多遭受淋滤破坏,而向斜部位的盐层仍保存完好。国家地质矿产部第二地质大队,自六十年代初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对该地区蕴藏的盐矿资源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普查工作和综合研究工作,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已充分证明,云阳—万县盐体,就是分布在向斜部位中的一个大型盐矿床。处于未来三峡库区腹心的这一带地方,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矿资源,盐层厚度及层位均较稳定,盐体规模巨大,展布面积达2500平方公里,总储量为1500亿吨,实为三峡地区的一大宝贵财富。从八十年代中期万县长滩新一井的钻探情况看,即见有厚度巨大的盐岩层分布,盐岩层总厚度竟达250多米,其见盐深度为2095-3031米之间,大部分盐层埋深于2500米以内。由是观之,这确乎是上天对三峡库区腹地人民的慷慨赐予。

从已有的历史记载来看,散布于三峡地区的巫溪县宝源山,彭水县郁山镇,奉节县长江南侧的白盐碛,云阳县的云安厂,开县的温汤井,万县的长滩井,忠县的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涂井,自古以来,亦皆有盐泉。这八处盐泉,或从山麓陆地渗出,或从地面淡水河边涌出,其实,大都是埋深在地底下的侏罗纪岩盐层被地下水溶解,从复杂的褶曲地层内不断地冒出地面来的。当然,亦不排除位于侏罗纪岩层上部的白垩纪地层中也还夹杂着部分含盐层,但较之侏罗纪盐岩层的储量,则差之远矣。

无论从地质构造的角度或者从有关地面盐泉的历史记载来看,三峡地区盐资源的巨厚丰富,可谓不容置疑。那么,它与早期人类的出现及其活动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二、巨厚丰富的盐资源是三峡地区最早出现史前人类活动的一大关键因素

地质年代新生代第四纪,实际上是人类的时代。在第四纪的地层中,除含有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外,还含有人类的化石。人类的出现是第四纪的重大事件,也是第四纪生物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考古学上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即“旧石器时代”),相当于地质年代第四纪更新世时代,共经历了二百多万年时间。当时人类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从我国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人类化石看,重要的有距今五、六十万年的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而在距今十万年至一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地层中,则发掘出了山西汾河流域的丁村人、广东曲江的马坝人、湖北西部的长阳人、四川资阳人、北京山顶洞人等智人化石材料。“从猿人到智人的发展演化线索是比较清晰的。比猿人更早的化石,有从云南禄丰发现的纳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但从古猿进化到猿人的中间环节,则缺乏化石材料来证实。[3]

(一)北京猿人的祖先在三峡

1985年-1988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以及万县地区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长江三峡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在万县盐井沟和巫山县大溪上游地段的龙硐、龙骨坡等地进行了数次考察和发掘,共清理出化石标本数千件。获得了大量的与古人类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这些哺乳动物化石,“包括食虫目、翼手目、啮齿目、灵长目、长鼻目、食肉目、奇蹄目及偶蹄目中的24科,74属(含3个新属),.116种(含25个新种)。”[4]更为重要的是,在龙骨坡发现了属于更新世早期的古人类化石。这批化石,包括带有两颗牙齿(第四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左下颌骨一块,乳门齿二枚,刚萌生的恒门齿一枚。据古地磁测定,其年代距今201-204万年;化石显示出的古人类特点属于直立人。鉴于其形态上的特点,专家们将其视为一新的亚种,并建议称之为“直立人巫山亚种”(简称“巫山猿人”)。经综合研究,专家们还认为:尽管“巫山人遗址里发现的石制品不多,但确有人工使用或加工的痕迹,如砸击石锤和凸刃砍砸器。除此之外,相当部分哺乳动物的碎骨上留有许多痕迹。尽管有的痕迹是食肉类或啮齿类动物咬啃造成的,但有不少标本的成因非自然因素,更不是动物咬啃所致,而是与巫山猿人的活动有关。[5]

巫山猿人的发现,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震动。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早在五十年代就曾预言过:“北京猿人的祖先在三峡。”[6]巫山猿人的发现,则有力地证实了裴文中教授预言的正确性;它不仅为研究人类的发展和演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而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可以说,巫山猿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人类,而长江三峡地区,则可能成为进一步揭开人类起源之奥秘的一方理想宝地。

(二)食盐,是使三峡地区成为人类诞生摇篮地的一大关键因素

为什么地势高峻(龙骨坡与盐井构化石点高度同为海拔800-900米左右)、沟壑深峭、土地贫瘠的三峡地区会出现我国的最早人类,成为人类诞生摇篮地之一呢?这似乎是一个谜!但如果我们联系到前面所述三峡地区于侏罗纪白垩纪所形成的地层中巨厚、丰富的盐资源,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或许能找到答案。

我们知道,食盐,是人或动物生理机能上必不可少的成分,凡具新陈代谢之功能者,无不需要一定的盐分供给,愈高级而至于人,需要量则相对愈多。故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万县盐井沟,素来以产井盐闻名,早在远古时期,其地草木与崖土必富集盐分,故而此地发现的与人类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数量特别多,在中国南方以至整个中国的第四纪地层中可谓数一数二;巫山地带,盐泉之富,岩盐之丰,已为后来人类有意识的利用与开采之历史所证明。在史前的早期人类,尽管尚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而不知熟食,但我们从牛、羊、马、鹿等草食动物每至盐泉浸渍处则舔土不肯离去的情状可知,高于动物的早期人类,当其进行渔猎及采集等剧烈运动之后,由于生理上对食盐的需要量增加,较之动物,则势必具有更为敏睿的寻找自然盐泉的本能。至于人类由猿人进化而为古人,继猿人创造石器之后,由发现、利用、保存自然火进而发明了人为地取火,如韩非子所说,“钻燧取火,以化腥臊”[7],开始了熟食,食盐便渐渐独立成为与食物、水几乎同等重要的东西了。对此,任乃强先生曾断言:“人类有火、有石器、有食物之后,虽无追求食盐之意识,但在偶得咸水可饮,或岩盐可吮之处,必相与密集以依之。从而容易发展成为原始的群落,又从而形成为氏族集团及民族文化。苟非有如此,或其他类此具有吸引力之自然条件,人各散漫生活,飘流不聚,则不可能有突出先进之文化集团。是故,上古文化最先形成之地区,则必为自然产盐之地区,或给盐便利之地区。此语起码适用于石器时代以前之人类社会。[8]地处川东鄂西的三峡地区,其水资源之充足,鱼类之丰盛,自不待言,而可供捕猎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哺乳动物,其种类、数量之繁多,亦已为考古发掘到的数千件化石标本所证实。但倘若该地区绝无盐泉可取,亦甚少富集盐分的植物或崖土可食可甜,即使该地区水源充足,植物茂盛,森林成片,气候温暖潮湿,也绝不会出现大量的史前动物群。由此一来,可供猎获的动物类食物甚少,需盐量又高于其他动物的史前早期人类则不会出现于三峡地区。可见,古人类居住的环境,与食盐的联系是何等的紧密!至于熟食以后,古人类对于食盐的追求,更是由无意识变为了有意识的行动,且日渐增强,那么,在陆地上分布很有限的盐资源对于古人类的凝聚力则更是非同一般了。这一点,亦为来自其他地区的资料所证实,在此不再赘述。值得强调的是,得天独厚的三峡地区,既有埋深于地层之中的侏罗纪、白垩纪之巨厚岩盐层,自远古以来,盐泉涌流不绝,可供史前早期人类及相伴生的动物群自然饮用,又有广泛地分布于七曜山、巫山、黄陵等背斜轴部的浅部盐层,虽大多遭淋滤破坏,但其残留于崖土中的盐分以及地面富集盐分的植物,仍可基本满足史前早期生产能力极为低下的古人类及相伴生的大量哺乳动物之生理需要。因此,可以说,巨厚、丰富的盐资源,是三峡地区为什么会出现史前早期人类、成为人类诞生摇篮地的一大关键。

三、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食盐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上文已经论及,丰富的盐资源,使三峡地区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早在二百多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而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食盐,对于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则表现得更为充分。

(一)食盐,是三峡地带区域性文化形成的基础

据有关考古资料,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富特色的当数距今约五千多年前的大溪文化。在大溪遗址的文化层里,已发现了大量的以打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诸如石斧、石锄、石凿、石铲等,[9]其数量之丰富,令人吃惊。以致有关报道说:“巫山县瞿塘峡口大溪河畔,柑桔树下的红苕地里先民们打制的精细石器俯拾皆是……[10]除了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溪文化遗址外,近年来,在川东巫山县龙溪镇附近的刘家坝遗址地层中,还发现了早于“大溪文化”约二千年左右,相当于湖北宜都城背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物;在忠县江边的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沟乡,在公路边数万平方公尺的农田里,还发现了一片被考古学家称之为“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沟文化遗址”的瓦渣地……[11]无论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刘家坝文化遗址,抑或忠县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沟瓦渣地,都给三峡地区史前人类活动留下了真实可靠的证据。而这些文化遗址,又皆分布在食盐蕴藏丰富的地区。这不得不令人联想到新石器时代整个三峡地区人类的频繁活动与食盐的紧密联系。

光绪《大宁县志》载:

“宝源山……在县北三十里,旧名宝山,气象蓝蔚。大宁诸山,此独雄峻。上有牡丹、芍药、兰蕙。山半有石穴,出泉如瀑,即咸泉也。”[12]

王象之《舆地纪胜》云:

“宝山咸泉,其地初属袁氏。一日出猎,见白鹿往来于上下,猎者逐之,鹿入洞不复见。因酌泉知味。意白鹿者,山灵发祥以示人也。”[13]

《华阳国志·巴志》载:

“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胊忍。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共豪门亦家有盐井。”[14]

以上古藉所载,充分说明,处于三峡地区巫山县及忠县地带,自古即有盐泉涌流。而被称为刘家坝遗址的巫山龙溪镇一带距宝源山不过五十里左右,“大溪文化”的发现地通过大宁河与宝山盐泉亦一水相通;所谓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沟文化遗址,更是紧依盐泉涌流之地。其得盐之易,取盐之便,对于交通困难,生产能力低下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讲,仍是十分理想的生存环境。任乃强先生说:“……最早被人类发现的地面盐泉区,也就是人类文化发育最早的地区。”[15]这话很有道理。我们只要把诞生于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刘家坝文化以及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沟文化与约略在同一时期诞生于中原解池所在地的华夏文化联系起来看,则不难明白这一点。

山西河东解池,背倚中条山,面迎涑水河,地处黄河由南折东的大转弯处之狭小盆地中。而这方圆百里的解池,却盛产食盐。《水经注》曰:

“紫色澄亭,浑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16]

北宋著名科学沈括云: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于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17]

远古时代这令人甚感神秘的解池,仅仅凭借着烈日的暴晒,盐南风之劲吹,便能自然结晶,漫生出可供食用的盐粒,纯然不假人力,其得盐之便,取盐之易,更甚于沟壑深切,地势高峻的三峡地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远古时代的人们在解池周围的活动极为频繁。据考古发现,解池周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极多,而且这些新石器文化已相当成熟,并极富个性。这说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人类,出于对食盐的共同需要而聚集在解池周围的广大地区,使这一地区在数千年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史前文化。至于后来,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则皆临近解池之地,解池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与晋南解池相距甚远的长江三峡地区,由于受其地理条件的限制,再加上盐泉成粒终不如解池那般不假人力,故而辐射交往的机缘和资本便少得多。因而形成的文化亦远不如解池地区的史前文化那样丰富多彩。但由于盐泉的吸引力,加上较为方便的水运条件,远古人类活动在该地区亦相对频繁。从已知的考古发掘来看,大溪文化遗址地层中出土的陶器,已显示出较高的制陶水平,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为突出。白陶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雕的印纹,图案精细,薄胎彩陶杯和碗亦绘有棕红色的多种纹样,十分美观。实用陶器的种类很多,炊具有釜、鼎,盛食器有豆、盘、盆、钵、簋、碗、罐,盛水器则有瓶、壶等。另外,还有不少绘有几何学纹的实心红陶球和空心裹放泥丸的陶响球(可能是玩具)。[18],即使是早于“大溪文化”约二千年的刘家坝文化遗存,亦见有一种棕褐色、细绳纹的能耐高温的釜罐类夹炭陶片……[19]这些生动活泼的陶制品,可以说是大溪先民们精神的物化产品,它们凝聚着大溪先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心理特征和认知能力,审美情趣与生活习惯。这些古老的地下文物,似乎都在娓娓地向人们叙说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先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更有意思的是,大溪遗址二百余座墓葬中的随葬品,除了许多的生产工具和一些装饰用品外,还发现有大量的鱼骨。可以肯定,这是大溪先民用鱼随葬。从鱼骨所在位置看,“有的是把鱼衔在死者口中,有的把鱼放在死者身上,有的把两条大鱼分别垫在死者两臂之下……”[20],众人皆知,鱼是最易腐烂的动物,随葬之后达五千余年之久,今人发掘尚见其骨,可见当时随葬之鱼已是用食盐腌制过的干鱼了。至于说到“用鱼随葬”的文化意蕴,笔者认为,既非灵物崇拜,也不是所谓图腾象征,它只不过是大溪先民们的一种丧葬习俗罢了。用盐将鱼腌制成干鱼随葬,乃是希望死者能长期在另一世界里也同样能享用人间之美味佳肴,这实质上是大溪先民的一种精神寄托方式,久而久之则衍变成一种丧葬习俗了。

这里我们所谈到的大溪先民“以鱼随葬”的习俗,连同前面所言及的那些生动活泼的陶制品以及大量的各色各样的石器生产工具,皆有力地证明了,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亦形成过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而食盐,则是该种盛极一时的区域性文化的一大物质基础。我们相信,随着三峡地区文物考古抢救发掘工作全面而深入地进行,势必会发现更多的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存来证明这一点。

(二)食盐,是先民们进行原始商业活动的资本

在目前三峡一带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工作尚未系统完成之前,要想全方位地展示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风采,当然殊非易事,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有关的古籍中去进一步窥探其堂奥,以追溯其与食盐的紧密联系。

《山海经》可说是我国最古老的,富于神话色彩的一部地理书。托为夏禹时作,实为周秦间人的记载。虽经后人增删羼改,“但绝大多数篇章是先秦作品,且内容多与巴、蜀、楚有关,是南方古史系统不可多得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21]它为我们保留了远古时代的许多传说,为我们探究原始先民们的活动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下面引录几条以论“巫臷之国”与大溪文化及食盐的关系。

《海外南经》云:“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戴国在其西.其人黄色,操弓射蛇。一曰戴国在三毛东。”

《大荒南经》云:“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上述引文中所说的“三苗”,亦见于《尚书·尧典》(“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是与舜、禹国邑接近的地方。“赤水”即今流入汉水之丹江。丹江之东,即今河南南阳地区,正是远古时代三苗居住的地方。后来三苗南迁转人了湖南、湖北一带,正如《国策》中吴起对魏王所言:“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22],而此地之西,正是长江三峡地带,巫山与巫峡,则居三峡之中,也正好与臷国所在位置相符。据此,任乃强先生认为,所谓臷国,即位于瞿塘峡之东口(大溪口)与巫峡西口(巫溪口)之间的宽阔地带,并与大宁河谷和大溪河谷紧紧相连。此义即巫臷文化区。”[23]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知,位于大宁河谷的刘家坝遗址和位于大溪河口的大溪文化遗址也即在上古时期巫臷文化遗址的范围内,只不过后者的时间要晚一些。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还可以探究到,臷国、臷民之国、巫臷,皆为同一区域的名称,而臷民的首领是帝舜的儿子,这就等于说,虞、夏之际就已经有了巫臷这个部族了。巫臷部族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环境氛围之中呢?“不绩不经”而自然有布帛可服,“不稼不穑”而为“百谷所聚”,那里“鸾鸟自歌,凤鸟自舞”,那里“爰有百兽,相群爱处”。好一幅原始社会的极乐世界图景!

地处大宁河宽谷地带的巫臷之国何以如此兴旺、繁荣?其原因仍在于臷民们拥有宝源山等涌流不尽的自然盐泉。尽管所处之地多为绝壁陡峭的山谷,耕地匮乏,但他们却可以用土法烧制的食盐与周边其他部族交换布帛谷物以及所需的其他生活用品。食盐,已成了他们进行原始商业活动的资本!故能“不绩不经”而服,“不稼不穑”而食。丰衣足食故而少于或不再从事捕猎活动,少于或不再捕猎故而鸟兽安之于林,如此方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之和乐景象。固然,古代传说在追述原始先民的活动时多赋有幻想之浪漫色彩,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视到几许先民们生活的真实情景。

无论是考察埋藏于地下的大量文化遗存,或是探究保留于地上的诸多历史古籍,皆可说明,三峡地区之所以能在新石器时代形成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实在与盐泉的广泛存在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无自然之盐泉,即不会有刘家坝文化、大溪文化,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沟文化以及巫臷文化等出现。当然,随着历史的进步,食盐与文化发展的关系渐趋淡薄,但从有关的历史资料来看,食盐,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直接影响着三峡地区的经济繁荣与文化发展。对此,笔者将在另文作专题论述。

注释:

[1][2]参见宋春青、张振春:《地质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4月第1版。

[3]廖渝方:《三峡石灰岩裂隙中的龙骨》

[4][5]黄万波:《巫山猿人的发现及其在学术上的意义》

[6]转引自梁从诫:《三峡文物的历史意义》《光明日报》1993年11月14日。

[7]见《韩非子·五蠧》

[8]见任乃强:《说盐》《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9][10]参见袁东山:《三峡地区汉以前古文化的发现与思考》《万县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10][11]童怀:《不使巴楚遗韵成绝响》《光明日报》1993. 11. 2 ,江少青:《辉煌的三峡文化遗产》《光明日报》1993. 10. 24

[12]光绪《大宁县志》卷一《地理·山川》

[13]参见光绪《大宁县志》卷三《食货·盐茶》

[14]此处所云监溪,即流经今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沟乡之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河,亦名黄金河。涂溪,即今涂井河,又名汝溪河。道光《忠州志》卷一:“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溪,在州东十里,发源于梁山老龙洞,曲折(南流)经二百余里至三角滩与黄金滩水合流,又十五里达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又十五里由三峡地区盐资源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关系井口入江。”又云:“涂溪,在州东五十五里,发源于梁邑蟠龙洞,(南流)一百三十五里达涂井,又十五里入江。”

[15]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

[16]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涑水》

[17]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

[18][20]参见《中华丈明史》第一卷

[21]谭洛非、段渝:《论黄帝与巴菊》《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1期

[22]见《战国策·魏一》(第二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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