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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赵綪茜 邹乐 赵昭维

胡美莲(音译)2014年7月在菜园坝水果市场被民警发现,后送来救助站。她自述因为母亲在重庆打工,自己放暑假来重庆玩,与母亲走失了,父亲叫胡奎(音译),母亲叫王惠珍(音译),父母离异,继母是贵州人,本人不会写字,父亲在窑厂打工,家庭地址为古兰显灵(音译),北方口音。至今未寻到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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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莲已在救助站生活了三年多,却一直没有寻到亲人。社工说,她虽然能够比较清楚地讲话,但是不会写字,所以寻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想妈妈吗?”“想。”胡美莲已经比刚到救助站时长高了不少,也长胖了。她是现在留在站里唯一一个意识比较清楚的小孩,平时像个大姐姐一样,还能帮忙招呼着其他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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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自称张宝,2012年由南岸区南山派出所送来救助站。智力障碍,无法交流,无法获得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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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自称毛毛,2013年3月22日由渝中区民政局送来救助站,无其他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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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2015年10月7日晚在南山老厂龙井公园附近流浪,有好心人报警,民警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当时她身高一米四,穿白色无袖带帽羽绒服,花色毛衣,黑底白点裤子,深色布鞋,上嘴唇唇裂。疑似智力障碍,无法与人交流,不会说话和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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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氏,2015年送来救助站,警察于2015年8月28日下午16时许接群众报警,称南岸区盲校门口发现一个小孩无人看管,民警到现场将小孩带回。小孩疑似智力障碍,无法进行交流,只能发出“叭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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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救助站社工杨小艺介绍,这些在救助站长时间找不到亲人的流浪者被归类为“疑难寻亲人员”,“他们多数因为身体原因如精神病、智力障碍、老年痴呆等,而无法清楚说出自己的相关信息。”在救助站的疑难寻亲人员的资料库里,不少人的名字都是无名氏。社工们只有反复地询问,“同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几次回答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信息就比较真实,能够成为线索之一。”杨小艺说,这个过程就像拼拼图,得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才能想办法去寻找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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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居住在救助站难以寻找亲人的人员还有40余位,其中未成年人有6位,他们住在这里,等待与亲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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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无名氏在救助站住的的时间已经无从考证,工作人员说比他们来站里的时间还长,“或许3、40年有了”,他是聋哑人,又不会写字,一点个人信息都问不出来。“现在他就像救助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有时会帮忙做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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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流浪者能够简单交流,我们可以通过口音、体型、饮食习惯等找出他们大概的流出方位、流浪路径等。”杨小艺说,然后通过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核实。如果依旧无法确认,还会通过DNA采集、实地走访等来寻找。图为部分疑难寻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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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难以交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杨小艺说,网络寻亲的成功率较高,救助站时常会接到一些有智力障碍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多是因为与亲人失散被民警或热心市民送来,但很难通过孩子们自己得到有效的信息,那只有将他们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比如自闭症的家长多会加入微信群,往群里一发照片,很快就有孩子家长找来了。” 图为部分疑难寻亲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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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也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找到了家人。在救助站住了4年多的15岁少年单海彬就是其中一员。2013年他被送来救助站,由于口齿不清,一直说不清出自己的信息,救助站的社工甚至还把他的名字听成了张海兵。后来通过DNA比对找到了父亲,失散四年后相见,智力稍有障碍的儿子一下就认出了父亲,两人紧紧相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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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救助站成人流浪者居住区,男女分开居住,相对于流浪儿童,成人的流动性较大,他们很多住1、2晚就能回家,有的是因为钱包被偷、有的因为打工被骗,身无分文只有住进救助站,等工作人员办理好返乡车票,他们就会离开。但也有人以“跑站”为生,长年住在各个救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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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童在迎接新年活动上参与游戏环节。快过年了,他们能与家人团聚吗?

数名流浪儿童长年住在救助站 因交流有碍寻亲难

撰稿/赵綪茜

在重庆市救助站还有40余位难以找到亲人的流浪者生活在这里,其中有6位为未成年人,他们或由于心智不全;或因为记忆不清,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名字;或因为不会写字,交流困难,导致一直难以寻到他们的亲人,长时间住在救助站里。又是新的一年了,他们的父母在哪里?他们的家在何处?

【女童来渝探亲与母亲走失 流浪至救助站已三年】

3年前的菜园坝水果市场,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小女孩独自一人坐在路边哭泣,派出所民警发现后把她送来了救助站。“我叫胡美莲,妈妈在重庆打工,我暑假来找她,但是走失了。”操着北方口音的胡美莲(音译)说,她的父亲叫胡奎(音译),母亲叫王惠珍(音译),父母离异,继母是贵州人,父亲在窑厂打工,家庭地址为古兰显灵(音译)。

这位听起来叫胡美莲的女孩已经在救助站生活了三年多,却一直没有寻到亲人。社工说,她虽然能够比较清楚地讲话,但是不会写字,所以寻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至今连她的真实名字,家在哪里仍不清楚。

“她的生活能够自理,也能与人交流,但有学习障碍。”社工说。

“想妈妈吗?”“想。”胡美莲已经比刚到救助站时长高了不少,也长胖了。她是现在留在站里唯一一个意识比较清楚的小孩,平时像个大姐姐一样,还能帮忙招呼着其他小孩。

而其他仍未找到家人的流浪儿童大多智力障碍或者自闭症,连开口说话都困难,在登记的资料里,他们的名字都是无名氏,救助站给他们起了以艾为姓的名字,方便区分。

这些孩子里,有的人因为在超市吃生肉被发现报警后送至救助站,送来时看起来才8岁,却由于疑似智力障碍,无法交流,至今连名字都不知道,已经在救助站居住1年多;有人在路边拦车,搞破坏,被人发现无人看管,送来时看起来8岁了还穿着开裆裤,疑似自闭症,有多动倾向,已经无法交流,在救助站已居住快3年;还有个小男孩天生兔唇,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信息了,同样未曾寻到亲人。

【寻亲就像拼图 一个问题要反复询问】

“帮助他们寻找亲人就像拼图一样,需要把许多碎片信息拼凑起来,看能否找到有效的内容。”重庆市救助站社工杨小艺介绍,这些在救助站长时间找不到亲人的流浪者被归类为“疑难寻亲人员”,“他们多数因为身体原因,有的患有精神病、有的是智力障碍、有的有自闭症、有的有老年痴呆,而无法清楚说出自己的相关信息,甚至连自己叫什么都说不出来。”在救助站的疑难寻亲人员的资料库里,不少人的名字都是无名氏,或者靠着他们自己说的有个音译的名字,但看起来也不太准确。

社工们只有反复地询问,“同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几次回答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信息就比较真实,能够成为线索之一。”杨小艺说,这个过程就像拼拼图,得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才能想办法去寻找亲人。

“如果流浪者能够简单交流,我们可以通过口音、体型、饮食习惯等找出他们大概的流出方位、流浪路径等。”杨小艺说,然后通过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核实。如果依旧无法确认,还会通过DNA采集、实地走访等来寻找。“对于难以交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杨小艺说,网络寻亲的成功率较高,救助站时常会接到一些有智力障碍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多是因为与亲人失散被民警或热心市民送来,但很难通过孩子们自己得到有效的信息,那只有将他们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比如自闭症的家长多会加入微信群,往群里一发照片,很快就有孩子家长找来了。”

【靠着DNA比对 流浪少年找到失散4年的父亲】

“帮助他们寻找亲人就像拼图一样,需要把许多碎片信息拼凑起来,看能否找到有效的内容。”重庆市救助站社工杨小艺介绍,这些在救助站长时间找不到亲人的流浪者被归类为“疑难寻亲人员”,“他们多数因为身体原因,有的患有精神病、有的是智力障碍、有的有自闭症、有的有老年痴呆,而无法清楚说出自己的相关信息,甚至连自己叫什么都说不出来。”在救助站的疑难寻亲人员的资料库里,不少人的名字都是无名氏,或者靠着他们自己说的有个音译的名字,但看起来也不太准确。

社工们只有反复地询问,“同一个问题,如果他们几次回答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信息就比较真实,能够成为线索之一。”杨小艺说,这个过程就像拼拼图,得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才能想办法去寻找亲人。

“如果流浪者能够简单交流,我们可以通过口音、体型、饮食习惯等找出他们大概的流出方位、流浪路径等。”杨小艺说,然后通过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核实。如果依旧无法确认,还会通过DNA采集、实地走访等来寻找。“对于难以交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网络。”杨小艺说,网络寻亲的成功率较高,救助站时常会接到一些有智力障碍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们多是因为与亲人失散被民警或热心市民送来,但很难通过孩子们自己得到有效的信息,那只有将他们的照片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比如自闭症的家长多会加入微信群,往群里一发照片,很快就有孩子家长找来了。”

幸运的是,也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找到了家人。在救助站住了4年多的15岁少年单海彬就是其中一员。2013年3月,单海彬由南坪镇派出所民警送到了救助站。但由于他疑似智力障碍,无法询问到他的身份地址等信息。“我们问他叫什么,他说叫张海兵,就一直以为这是他的名字。”救助站工作人员说,结果,等到父亲来接,才知道原来“张海兵”真名叫单海彬。

由于一直寻找不到亲人,在救助站期间,市救助管理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通知公安机关对单海彬进行DNA采集,同时在报纸、网络上多次发布寻亲信息,但都没有结果。

直到2017年6月23日,终于在DNA比对库了找到了与单海彬相似的居民信息,该居民叫单下云,妻子谭玉英,十有八九这就是他的父母亲。救助站把4年前单海彬刚入站时的照片发给他母亲谭玉英时,她一下就认出这就是自己的儿子。

得知儿子找到后,父亲单下云就从湖南老家赶往了重庆。“他是2013年3月29日走丢的。”单下云还清楚地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那年春节过后一家人就从湖南来到重庆打工。“那天我们一起出门,结果他就走丢了。”儿子走丢后,单下云在重庆找了四个多月。“我只知道他上了一辆公交车,所以去了很多车站寻找,也张贴了寻人启事,但一直没有消息。”寻子未果的单下云无奈之下,离开重庆,回了湖南老家。

哪知4年过后,单下云接到电话说儿子找到了。“当时非常激动,立马就坐火车来重庆了。”7月31日,单下云终于在救助站见到了4年未见的儿子,智力稍有障碍的儿子一下就认出了父亲,两人紧紧相拥。

【救助站里的其他流浪者 有人靠“跑站”为生】

比起这些由于身体原因难以寻亲的人来说,救助站还有一些“主动”流浪的人。有离家出走的“叛逆少年”,也有以救助站为家,住过上百个救助站的“职业”流浪汉。

“有个15、6岁的少年曾经每个月都会被送来救助站一次。”重庆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特教老师魏雯婷说,那个小孩父母不管,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不愿意上学,天天上网,还小偷小摸,经常离家出走。“送回去了又来,那段时间每个月都会被送来救助站。”

“还有个自称‘夜默曦’的初二女生,自己离家出走,送来救助站时怎么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信息和家庭情况。”魏雯婷说,后来在工作人员反复询问下,才获得了她的学校名称,和学校核实身份后,终于找到了她的父母。

在救助站另一处的成年人集中居住点,这里的人流动得很快。“有的人是由于钱包被偷,打工被骗,身无分文住进来的,基本待1、2天后,我们安排好他们的返乡车票就走了。”社工杨小艺说,不过也有以“跑站”为生的人,有的人2年进出多个救助站上百次。“即使我们知道他是‘跑站’的,也不会拒收,毕竟要给他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会尽快安排他回家。”杨小艺说。

采访时正值冬至时节,救助站里的节日气氛也很浓厚,有吃饺子的,有表演节目的,住在里面的流浪人员也参与其中,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快到春节了,想来他们更希望能够一家团聚,只是家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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