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保安考研12年:“父亲不理解,说我疯了”

  ■ 对话人物

  刘小平,42岁,四川达州人,云南昆明某酒店保安。

42岁保安考研12年:“父亲不理解,说我疯了”

  42岁的刘小平在复习备考。受访者供图

  ■ 对话动机

  今年3月,浙江大学公布了2017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分数线,其中管理学分数线为355分。42岁的刘小平考了340分,再次落榜。这是他第12次考研,也是离梦想最近的一次。

  从2006年开始,他先后报考了云南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专业也从旅游管理换成行政管理,但始终和研究生无缘。

  12年来,他一边做保安谋生,一边准备考试,执着地追求着他的研究生梦。他说,“考研的路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考研对我来说并不难”

  新京报:今年是12年来分数最高的一次吗?

  刘小平:对。政治71分、英语67分、两门专业学科也都拿到了101分,总分340。但还是比复试的分数线低了15分,很遗憾。

  新京报:看到成绩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刘小平:考研对我来说并不难,如果不是家庭琐事影响复习,我的考研之路早结束了。我认为这是中年考生最大的悲哀。比如今年,我用了三个多月处理家里的事情,考前只有二十几天复习。如果我用这三个月复习,怎么不能多得15分?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考研的?

  刘小平:2001年我参加自考上了大学,2007年才拿到本科毕业证。但那时候管理并不严格,我2006年已经开始考研究生了。

  新京报:第一年为什么选择云南大学?

  刘小平:第一年考试的时候对学校和专业都没有概念,只想着能读研究生就很高兴。我一个朋友也要考研,他想考云南大学,我也跟着报考了。第二年,他又说要考复旦大学,我又一起报考了复旦大学。

  新京报:第一年是怎么复习的?

  刘小平:我本科学的旅游管理专业,所以报考的也是这个专业。但其实对“管理”认识不够,而且总有个误区——像马云、王健林也没学过管理专业,但一样可以成为业界巨头。所以当时买的复习资料也没怎么看,总觉得凭本科学的知识就可以答题了。后来觉得非常幼稚。

  管理科目的考题,好多名词我不懂。我也不管对不对,想到什么写什么,把整张试卷都写满了。

  新京报:成绩怎么样?

  刘小平:管理科目的总分是一百五十分,我才考了五十多分。政治得了五十八分,英语得了三十多分,数学得了二十一分。

  我很沮丧,从2008年开始,我就认真准备了。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改变计划考浙江大学?

  刘小平:因为数学太差,从2012年开始,我就改变计划,开始考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这个专业不考数学。

  新京报:明年还要继续考吗?

  刘小平:考。还考浙江大学。

  “高中辍学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决定要考研?

  刘小平:2001年,我遇到一个人,他现在是云南大学的教授。当时我在参加自考,我告诉他考过了,他挺惊讶,说“你这种都能考过,还是可以的嘛。”我挺有信心,觉得自己是读书的材料。后来他说大学之后可以考研究生,但强调是在职研究生。我觉得在职的一点都不高级,就下决心考脱产的。对我来说,上学是很过瘾的事。

  新京报:考研之前你是什么学历?

  刘小平:我高中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新京报:为什么辍学?

  刘小平:腿受伤了。我父亲也不支持我念书。我父亲只念过三个月的书,后来他自己做生意,我们家是村里最早一批“万元户”。他看不起读书人,觉得读书没有用。我母亲没念过书,是个文盲。哥哥和两个姐姐也只念到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干活了。

  高二开学那天,我怕被父亲发现,天刚亮就出门了。后来腿受伤住院,我住了几天就跑了。我担心,一旦住院,父亲就不让我读高中了。但后来高二只上了一个月,还是回家了。

  新京报:觉得后悔吗?

  刘小平:因为腿疾,我在家养了四年,整天无所事事。一想到我的同学们都在学习,青春年少、追逐梦想,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边缘化的人。有近十年的时间,我对“高考”和“大学”这些词都很反感。

  新京报:伤养好之后重新读书了吗?

  刘小平:腿伤养好之后,我就出去干活了。我在新疆卖过衣服;父亲给我一万块钱,开过小饭馆,但开业三个月就垮掉了;后来家里人又让我去太原学厨师,那时候还没有液化气,每天早上很早起来生火、削土豆;再后来又到武汉搞了一个月传销;1998年才到昆明一家大酒店保安部工作,一直做到现在。

  新京报:后来为什么重新开始学习?

  刘小平:1996年在太原学厨师的时候,饭店旁边就是太原工业学院。饭店里有个人在学校里做勤工俭学,他带我进学校,经常到图书馆借书,看工商类、管理类的书最多。我知道自己是爱学习的,就找机会参加自考。

  “父亲不理解,说我疯了”

  新京报:身边人支持你考研吗?

  刘小平:亲戚们是强烈反对的。但我想考,别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

  2014年1月至3月,因为考研的事情,我和父亲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哥哥遭遇车祸去世,我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他不理解我,非常反对我考研,说我疯了,觉得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有一次吵起来,他特别生气,骂我是“上无父母,下无子女的不孝子”,这句话在老家是非常狠的话。他还把菜刀藏在枕头下面。我也不服软,那段时间,我在家里摔碗,近百个碗摔得只剩十几个。

  新京报:和父亲聊过吗?

  刘小平:后来我和父亲好好谈了一次。我说,当初姐姐有机会上高中你不让上,现在你想让两个女儿有出息,希望她们发家致富,但她们只有初中文化,只能卖辛苦,还要看别人脸色。现在,我能把一些事情处理好,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考研、在学习。父亲听完后想了很久。

  新京报:后来和父亲关系怎么样?

  刘小平:谈话之后,我们父子俩的关系近了很多。每天夜里我起床去厕所,父亲都会醒,用手电筒帮我照亮,真的很让我感动。

  我知道,父亲非常信任我的能力,他相信我能考上研究生,但他从来不直接表达。后来我们每次通电话,他也不会问我考试的事情。

  2014年7月20日,我送父亲回成都,在双流机场,我看见他颤巍巍的背影,我才意识到,父亲已经八十多岁了,他真的老了。

  回家路上,我看见万家灯火,觉得难过又沮丧。因为考研,我愧对父母,没有陪伴他们,是我唯一的遗憾。

  新京报:听说你至今还没成家?

  刘小平:不仅没成家,甚至连一场正式的恋爱也没谈过。

  新京报:现在家里情况怎么样?

  刘小平:今年1月父亲也不在了,母亲得了病,一个月走失好几次,万幸都找回来了。

  “‘现代范进’的称呼是对我的褒奖”

  新京报:研究生文凭对你意味着什么?

  刘小平:我很喜欢看书。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不管再怎么喜欢看书,没经过系统学习就是不行。一方面知识都是零散的,另一方面,不会有人认可你。文凭对我来说当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把这个考试当做对自己的磨练。

  新京报:12年间想过放弃吗?

  刘小平:真的从来都没想过。实际上我心里很清楚,我考研的道路一定是很漫长的,凭我的水平不可能一两年就考下来,本来以为考个三四年差不多了,没想到会拖十二年。光报名费我就贡献了两千多,觉得这个钱花得冤枉。

  有时候感觉麻木了,不知道究竟是为了谁。后来想想,有些事即便知道自己选错了,但走到这一步了,只能错到底,总比半途而废好。

  新京报:考了12年觉得值得吗?

  刘小平:这些年究竟值不值,可能要等到一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来。我知道,对我来说,考研的路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新京报:这12年遇到过困难吗?

  刘小平:去年年初,经济困难,有一个月没吃过肉,但我没和家里人说,从二十多岁开始我就不和家里要钱了。有一天下午,母亲把我叫过去,从怀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了好几层。老太太一层一层打开,最后从里面拿出四百五十块钱,塞给我,让我去吃点好的。

  那一刻我觉得悲哀。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没有给母亲买大房子,甚至没买过一件好东西,如果还伸手找老母亲要钱,那真是可耻了。

  新京报:有人说你是“现代范进”,你怎么看?

  刘小平:这是对我的褒奖。我更愿意称自己为“考研老干部”,老干部也有春天。

  有些人觉得我是个“怪人”,其实我真的不是怪人,生活中我很快乐、很幽默。有时候领导看到我在做题,就在一边笑。我说,你不要笑,我们是平等的,我也是干部,我是“考研老干部”。

  新京报:如果明年能考上,最想把好消息告诉谁?

  刘小平:最想告诉我父亲,但是他已经去世了。

  新京报: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考研吗?

  刘小平:如果可以重来,我会提高效率,早早考上,绝不会拖12年。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北京报道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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