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蜜月期

本文摘自《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上下册),韦庆远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首辅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蜜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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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君臣关系的蜜月期

在隆庆去世之前,张居正与当时的皇太子朱翊钧没有个别的接触机会,朱翊钧亦只以众辅臣中的一人视之,其地位实处于高拱之下。但在壬申驱斥高拱之后,居正以联合冯保揭露高拱“擅政专制朝廷”、“蔑视幼主”立有殊功,又因另一辅臣高仪猝死,成为唯一的受顾命并取得宫廷完全信任的大臣,其地位骤然上升,有举足轻重之势。正是隆万之间突兀多变的政潮,将张居正推上万历初元政坛的最中心位置,史称“江陵柄政”的时代开始了。

万历皇帝登极后第六天罢免高拱,第九天(六月十九日)即特别召见张居正。这是居正以顾命大臣兼内阁元辅的身份第一次觐见万历皇帝。这一次君臣相见,具有授受治权的性质,完全是政治性的。一方面,是皇帝表达了对张居正的高度信任和倚重,授予领导朝政的大权,一再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皇考屡称先生忠臣。”甚至因张居正刚从卜营隆庆陵墓归来,途中受暑热,而特加叮嘱:“国家事重,先生只在阁调理,不必给假”。毫无保留地表达对居正的信赖和殷切期许。张居正在受到逾于常格的嘉勉之后,一再表示“感激涕零,不能仰视”。并说,蒙万历单独召见是一大盛事,“先帝临御六年,渊穆听政,屡经群臣奏覆,俱未蒙赐允”。自己得此殊遇,誓当肩任艰巨,竭忠效力。奏言:

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力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居正这一番陈词显然是在召见前事先准备并有过认真斟酌的,其所以特别强调“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乃是为了避免引起万历、特别是李太后的疑虑。当此风云巨变犹未平息之际,过早提出修订或酌改旧制的主张,过早提出经本人深思酝酿成型的改革纲领,极易引起“主上方十龄,两宫抱虚名于内”的敏感。当时居正甫膺重任,地位尚未巩固,自以先求稳当为宜。而且,所谓“祖制”云云,本来就是斑杂陆奇的,二百年来十一位“先皇”颁发的诏谕条法,多有自相矛盾、前后背谬之处,大可取其所需,利用旧躯壳,注入新精神,逐步将改革的政纲纳入“恪守祖制”的框架之内,收到避免疑忌,减少阻力的效果。所以,“惟在遵守祖制”云云,应是策略性的运用,而非政策导向的规范。

为此,张居正紧接着又递上了一份情词挚切的《谢召见疏》,更剀明具体地表白自己的忠忱,以及对稚龄皇帝的期望,言:

臣闻古所称为辅弼大臣者,在于赞成君德,乂安海内,责任甚巨,固非臣愚所能称塞上意。而人臣之道,必秉公为国,不恤其私,乃谓之忠。臣少受父师之训,于此一字讲明甚熟。迨登仕籍以来,业业操持,未尝有堕。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自非木石,能不奋励!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

这一篇奏疏是对被召见时口头陈奏的补充和充实,它非常精到地在维护皇室尊荣和服膺皇权至高无上,与恪守臣子职分之间构造出一个结合点,取得稳当的平衡。特别是,这是居正受任以来,第一次提出“宫府一体”的执政指导思想,此正是李太后母子最为关注最为热盼的事。居正有针对性地强调这一点,毋宁是发出一个释疑免忌的重要信号,是一剂有意让后宫安心的清凉药。因此,奏章送上后,“上又善之”。

张居正为达到集中权力于内阁,用以实现大力推行改革的目的,所采取的策略步骤,截然不同于高拱。他是宁可使用比较温和、比较迂回的办法,而摒弃顶撞哄闹的方式,极力表达善意和忠忱以换取信任和支持。他深知在当时的体制下,如果得不到皇权的信任和支持,内阁必将无可作为,本人亦难久安于位。他在这篇奏章中,对年仅十岁的小皇帝谀称为“恩若父子”,正是以“子臣”身份对“君父”而言。事实证明,居正采取沥述忠诚和以臣仆自居的低姿态,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从此,在张居正和万历之间,便进入了历时六七年之久的政治蜜月期。

居正和万历在这一段时期内相互间的诚挚关怀,在历代君臣关系中是极其罕见的。

主要由于年幼,还比较单纯,万历对于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他的严格督教,似乎还自认为是分之所宜,初期并无反感。他确实曾以尊敬和钦佩师长的朴素感情对待张居正,甚至对之执弟子礼,不敢摆皇帝架子。他曾亲笔降手敕给张居正,谓:“朕以冲幼,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经常当面说:“凡事尚赖先生辅导。”“国家之事,孰不赖先生辅理?”等等。当时,“上以师臣待居正,所赐御札皆不名,称先生,或称元辅。”其所以如此,当然也由于经过张居正的大力整顿,国势的颓败很快得以扭转,各方面的工作渐有起色,朝廷威望亦日渐增强,此正与万历在成长中的帝王荣誉感和亟谋提高皇帝权威的要求相适应,反映着君臣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是时,在边陲地区取得的一些军事胜利,万历也无不首先归功于居正。万历三年(1575)八月,辽东督抚奏报擒获了叛乱头目王杲,杀伤敌骑四五百人,被称为“辽东大捷”,万历当面嘉勉居正,谓:“此皆先生运筹之功。”继又手谕曰:“辽东大捷,诚为罕有,实元辅预授秘计,始能成功。”万历五年春夏之间,总督两广军务凌云翼率军十五万人,镇压了粤北瑶、僮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斩杀一万六千余人,俘虏二万三千余人,自称取得“岭东大捷”(或称“广东大捷”)。五月,奏报至京,论功行赏,万历亦认为主要是由于张居正与内阁辅臣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所致。将一应军功均推戴为居正的业绩,显然有溢美之处,但亦反映出,当时的万历,是几无保留地倾心于乃师的忠忱,极为赞赏居正所已取得的辉煌成果。

在生活的特殊照顾和荣誉的逾格给予方面,万历对于张居正也是殷勤和慷慨的。万历元年四月,张居正有子早殇,万历亲切面慰之曰:“闻先生子故烦恼,先生宜以国事为重,勿过于伤怀。”居正偶患腹痛,“上知之,手调辣汤一器以赐”。另一次,万历在文华殿讲读,居正因偶患小疾请假,“上遣中官问疾,仍命太医院使徐伟诊视,又手封药一裹,命中官守候服毕复命。”居正对此当然是感激已极的,病愈后奏言:“臣犬马贱躯,偶婴疾患,至于上勤圣母、皇上慈悯,方病而命医赐药,唯恐其不愈;既痊而遣慰赍金,又喜其速疗。……虽天地之高厚,父母之鞠育,未足为喻也。”

当时,万历对于张居正的信任和倚重,一度是几无保留的。居正在京的邸第建筑楼堂,万历亲赐楼名为“捧日”,所谓“捧日”者,以大力辅佐“幼主当阳”也;堂名“纯忠”,肯定其绝对忠诚也。“仍赐御笔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对句一联曰:“志秉纯忠,正气垂之百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万年。”并谓:“卿勋德并茂,朕亲撰堂楼额名以赐,用示褒嘉,未足以尽酬眷之意。”这样高度的赞誉颂扬一个臣子,不但在万历朝为唯一,在有明一代亦未见。万历不止一次说,居正“有非常之才,立非常之功”。甚至还指天誓日地说:“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之,阴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当张居正推荐张四维入内阁,万历竟然加批上“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数字。如此地突出元辅张居正一人的特别显要地位,也是前此历届皇帝任用内阁大学士所未有过的。万历对于张居正,数年之间,连续使用诸如上述极端的赞颂词藻,初时似还不是完全出于拉拢,还不是矫揉虚伪,其中确有一个少年皇帝比较真纯的景仰感情在。当时,甚至连实际上执掌着最高权力的李太后,有时在一些问题上,也不能不曲从张居正。以李太后和万历皇帝为主体的宫廷势力,在相当时期内,曾给予张居正逾于常格的特殊信任和支持,是居正赖以部署多方面重大改革措施的坚定后盾。

当然,也必须看到,李太后母子对于张居正的隆礼殊宠,主要还是基于对国运朝政的重视,并不是私恩偏爱。张居正亦因此更激发起鞠躬尽瘁的忠忱,认为自己幸逢千年难得的君臣知遇,是施展抱负,以振颓起衰的绝好良机。他说:“盖闻君臣大义,分无所逃,时乎,时乎!难以再得。”他多次言及自己“捐糜不足言报”,不惜粉身碎骨以效忠,“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所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又说:“士而知己,许身尚不为难;臣之受恩,捐躯岂足云报。”应该说,他当时这样的感情和意念,确也是比较真挚和坚定的。君臣而兼师生,相知而又相期许,正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特别在当时,居正、万历之间尚未存在什么利害的矛盾冲突,尚未发生什么重大的政见分歧,在此基础上曾共同营造出一种密切融洽的气氛,为万历初政一度开拓出成就赫然的兴旺局面。万历中后期,曾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曾记述当时万历与张居正之间在政治和生活上的亲切无间,言: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顾殊绝,古今无两。每日御讲筵,讲臣出就直庐,午漏,相君以侍书入。在文华后殿东偏,张一小幄,相君、司礼侍立,造膝密语,于此见之。上顾相君有所欲语,正字即却走出殿门,少刻,闻语止乃入。……又盛暑御讲,上先就相君立处,命内使摇扇殿角,试其凉暄。隆冬进讲,以毡一片,铺丹地上,恐相君立处寒也。

于氏在万历初年,职任日讲官,上述情况当为他本人的目睹或亲自闻悉,其可信性是没有疑问的。因细微而见轮廓,这是一幅何等温馨蔼祥的君臣讲读和议政图卷呵!

……

作品简介

首辅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的蜜月

《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上下册),韦庆远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

本书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韦庆远(1928-2009),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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