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研究的中国历史

本文摘自《中国简史》,(法)勒内·格鲁塞 著,赵晓鹏 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9月

西方人研究的中国历史

整个公元4 世纪,中国北方的突厥—蒙古人部落,为了争夺统治权而相互厮杀,短命王朝不断出现、又不断灭亡。最后,终于有一个王朝在这场混战里存活下来,并维持了较长时间,这就是拓跋氏鲜卑王朝,也就是魏朝(为了区别于三国时期的魏,后人常称它为拓跋魏,史称北魏)。这个民族在中华的文明史和艺术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在五胡乱华初期,拓跋氏鲜卑部落定居在山西最北部。就像欧洲的法兰克人在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底人一一被打败后的废墟上建立起加洛林帝国①一样,公元396 年至公元439 年,拓跋氏在消灭或吞并了所有定居在中国北方的其他部落后,统领了整个华北地区。与法兰克人实现了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融合一样,拓跋氏在保留鲜卑人传统的同时,也逐渐吸收了一些中原的传统文化。此外,作为中国北方的守护者,他们阻挡了新的入侵者南下,这让汉人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好感。

①公元751年起,加洛林家族开始统治法兰克王国,因此又称加洛林王朝。加洛林帝国的缔造者是著名的查理大帝,他使帝国的版图得到极大扩张,西南至厄布罗河,北临北海,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北半部。

当时北方边境的主要威胁者是控制着戈壁的阿瓦尔人(柔然)的蒙古部落,拓跋氏先发制人,远征获得制胜先机,又进行反击决战,终于把这些游牧部落赶回了蒙古腹地,使他们在整个公元5 世纪都不敢来犯。

为了奠定本家族的大业,北魏皇帝拓跋焘(太武帝,公元424 年—452 年在位)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双线作战中。第一战线在戈壁,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中原;第二战线在中原,不断压制南京的小朝廷。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这是中国史学家记录下来的),他总结过自己的优势:跟胡人相比,他是半个汉人;跟汉人相比,他是半个胡人。“那些游牧部落,夏天赶着牧群在漠北草场放牧,冬天时才南下劫掠。我们只需要在春天的时候到草原去攻击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马匹毫无战斗力,雄马护着马群,雌马惦记着小马驹。我们出其不意,大举进攻,封锁牧场和水源。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束手就擒。”①公元425 年,拓跋焘按照这个计策,派出四路骑兵,每人只带15 天的干粮,北征戈壁滩。结果,柔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慌忙逃出蒙古大草原,退到了贝加尔湖附近以及鄂尔浑河边的崇山峻岭之中。公元429 年,拓跋焘御驾亲征,再次打了柔然人一个措手不及,最终缴获大量车马牛羊。大约过了400 年,另一位文明的捍卫者—查理大帝,在匈牙利彻底消灭了这群柔然人仅存的后人。

关于拓跋焘处理本民族信仰与中原思想文化之间矛盾的方式,与查理大帝协调日耳曼文化与拉丁文化之间关系的方式,两者之间有何异同,我们可以做进一步对比分析。天神(Tengri,阿尔泰部落的神)被鲜卑人轻而易举地转化为了“天”—凌驾于儒家哲学之上的天,而本民族的大地女神以及春之神、山神等也可以与中原人崇拜的各种自然神同化,就像罗马人把邻国的神转化为自己的神一样。在这方面,拓跋焘比他的前任们做得更彻底,他甚至放弃了那些不能被改造得与儒家信仰一致的阿尔泰宗教。

①这段话原文是“且蠕蠕(柔然)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出自《魏书• 列传第二十三• 崔浩》,原本是拓跋焘的谋臣崔浩说的。

不过,在以这种方式促进本民族汉化的同时,他却决不允许族人抛弃军事方面的特长。正因为如此,他拒绝搬到重兵镇守的历代中原王朝的都城所在地—长安和洛阳,而坚守在最远的山西边境—他的先辈们的营地上(位于大草原边缘)。此外,他还保留了一个很野蛮而无情(尽管其中是有深意的)的祖制:每一位新的拓跋氏皇帝即位前,他的母亲都必须被处死,以此来避免这位准太后或她的家族对新皇帝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此外,与其他鲜卑首领不同,他并不指望佛教的影响会自行减弱,同时对于僧人数量的增多也颇感不安。为此,公元438 年,他下令让佛教僧众还俗,后来,又在公元444 年和公元446 年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促进这一政策的推行。一些对佛教持反对态度的正统史学家认为,拓跋焘之所以会在公元446 年时强制僧人还俗,是因为在一座著名的寺庙里发现了酒和妇人。儒生们对佛教的痛恨程度比拓跋焘更强烈,他们认为,僧人的生活“消灭了家庭”,祖先崇拜的根基也因此而动摇;另外,出家很容易成为逃避兵役的理由,这一点对于军人出身的拓跋焘来说也是深有同感的。

北魏朝廷对佛教僧众的迫害,一直持续到公元452 年拓跋焘被杀①,他的孙子拓跋濬即位后才结束。公元465 年,下一位皇位继承人—拓跋弘即位后,则公开承认自己信奉佛教。公元471 年,他把皇位让给儿子(年仅5 岁),自己出家为僧。“他隐居在一座皇家寺院里,与僧人为伴。除了特别重大的事情,其他一概不闻不问。”他的儿子,那位年幼即登大位的皇帝,同样痴迷于这个来自印度的伟大宗教。在佛家思想的影响下,他甚至对拓跋氏制定的严峻刑罚做出了人性化更改,比如用监禁替代了砍头。佛家禁止杀生,所以他禁止用动物祭祀天地祖宗鬼神,至少用动物祭祀的情况大幅度减少。公元494 年,他把首都从平城(山西最北端,今山西大同)迁到了古代的东都洛阳,并命令官员们改说汉语、穿汉服,至此,北魏基本完成了汉化。

①公元452 年,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所杀。由于宗爱曾经陷害太子,导致太子拓跋晃忧愤而死。太武帝拓跋焘后来知道太子是冤枉的,宗爱惧怕自己被杀,于是先动手杀掉了拓跋焘,后又杀掉了拓跋焘的儿子拓跋余。最终,宗爱被拓跋焘的孙子文成帝拓跋濬所杀。

从公元515 年到公元528 年,胡太后(宣武灵皇后)统治着北魏。胡太后从先皇手里接过统治权(垂帘听政),成为本朝最后一位颇有才干的统治者。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行事果决又肆意妄为的女人,为了保住手里的大权而不择手段。当时,为了避免另一位竞争者对自己造成威胁,胡太后先是逼她出家,后来干脆杀掉了她。同时,对自己那些失宠的情人,她很果断地处死了。公元528 年,她又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对自己的情人(郑俨)越来越不满①。此事一出,义愤填膺的臣民们揭竿而起。眼看大势已去,这位狠心又决绝的女皇当即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准备出家。

但起义军们并没有放过她,他们把她从寺院里拖了出来,扔进了黄河。胡太后虽然作恶多端,但她与北魏几位先皇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中,就有部分建筑要归功于她,此外,也是她派出了朝圣者宋云去印度学佛(公元518 年—521 年)。

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时代,往往也是人们努力追求信仰的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宗教雕塑——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修建于公元452 年—512 年)和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自公元494 年起修建)中的那些佛像,最终能得以成型,就要归功于北魏。

北魏的雕塑,被称为东方的罗马式雕塑和哥特式雕塑。不过这两种雕塑风格在欧洲发展成型的时间,却分别比北魏雕塑风格晚了600 年和800年。其中,北魏的雕塑是希腊—佛教式的,罗马雕塑和哥特雕塑则是欧洲的高卢—罗马式的,但两者的源头是相似的。创作哥特式或罗马式雕塑作品的作者,利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的传统来表达纯粹的精神思想。与他们的目的一样,北魏时期的艺术家们也借用了犍陀罗艺术的装饰手法和阿波罗的面貌特征,以此来完美地呈现纯思想的佛性。这一点非常重要。

①出自《魏书• 皇后列传第一》,其中关于宣武灵皇后母子不和的记载如下:“太后虑其传致消息,三月三日于城南大巷中杀之。方悬赏募贼,又于禁中杀领左右、鸿胪少卿谷会、绍达,并帝所亲也。母子之间,嫌隙屡起。”肃宗皇帝突然死掉,当时的人们怀疑他是被郑俨、徐纥合谋毒死的:“肃宗之崩,事出仓卒,时论咸言郑俨、徐纥之计。于是朝野愤叹。”

古典原型(当时还没有彻底消失)、衣饰(当时还没有变成符号化的大角褶或者小圆波),以及容貌所呈现出的人性化魅力,所有这些都是玄学思想的外显,是对虔诚、热情和纯粹的信仰的一种表现。云冈石窟中有一尊佛像,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冥想状态。另一尊云冈佛像,则带着一丝像兰斯的天使①那样动人的微笑,超凡脱俗,还隐隐透露着些许嘲讽(多半是无心的),一种充满了对世间俗人的愚蠢与虚荣的宽容的超然嘲讽。不过,这种超然的嘲讽还是在逐渐减少,最为常见的是意味深长的冥思中透露出看透世间万物的大平静。

云冈石窟中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演变是有迹可循的。发展初期,它受到了来自阿富汗的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的影响,这是北魏宫廷里的那些传播佛教的犍陀罗僧人带来的。因为,石窟中的那些巨大的主佛像所运用的朴素的造像手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更吸引人们眼光的是,窟龛中那些小佛像的表现手法已经远远超出了犍陀罗艺术的既有水平,这些佛像那种消瘦的、拉长的、略显形销骨立的外形,以及它们棱角分明的衣饰褶皱,都显露出一种让人沉静的质朴,表现出一份“刻板”的犍陀罗雕像所缺乏的优雅而清新的神态。这是一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纯思想性的艺术表现。正如哈金②所说:“这些以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的形式,佐证了艺术对信仰事件的迅速适应。它们预示着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它们的造型外观被小心翼翼地削弱了,不再那么引人注意,温柔慈爱的微笑,残留着‘赐福者’对这个世界的唯一妥协。”这种和谐是过去所未能实现的。喜龙仁③认为,云冈石窟艺术代表了一种从极端神秘的贫乏朝向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与发展的趋势:“云冈石窟艺术,在其成熟期,似乎达到了某种背离其早期风格的程度。不仅形态更圆、更满,衣服的褶皱也不那么僵

①兰斯又译作“汉斯”,位于法国东北部,是著名的宗教文化中心。“兰斯的天使”是指兰斯大教堂的微笑的天使雕像,造型生动,它被称为“兰斯的微笑”。

②约瑟夫• 哈金(Joseph Hackin,1886—1941):法国考古学家。

③奥斯伍尔德• 喜龙仁(Osvald Siren,1879—1966):瑞典美术史家、哲学博士,1956 年首次获得查尔斯• 兰•弗利尔奖章。代表作有《达• 芬奇》《乔托及其门徒》《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等画作。

硬了,线条的相互作用也更柔和流畅。不过,它们同时也继续保持了其相对冷峻的外观形象,及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和超然的氛围,这让它们在宗教雕塑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龙门石窟的雕像是继云冈石窟雕像之后出现的,它在神秘的色彩和风格化打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比如,那些经鉴定出自公元509 年和523 年的佛像,它们体型超长而僵硬,带着千篇一律的微笑,衣饰粗糙突变成了大褶皱或琐碎的小波纹,这与传统的人物和神话形象都不同。它们脑后都顶着的巨大光轮(这成了僧袍的一个固有配件),则让它们从外形上与肉胎凡身彻底区别开来。这种别具一格的风格赋予了龙门石窟的佛像(准确地说应该是那些造于公元6 世纪的佛像)一种引人注目的神秘色彩。

从分析和比较人类价值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运用比较哲学的观点,将北魏的艺术与欧洲的罗马式艺术做一个对比。如果忽略时空的限制,我们可以发现,北魏艺术与罗马艺术之间其实是存在关联的,因为它们都源自于古典艺术。古典艺术最初就不太受风俗习惯的约束,到后来似乎更被一种无法抗拒的神秘力量所改变,之后对外形美的表现就更少了,而是更多侧重于纯精神的表达。从时间上来看,云冈石窟艺术和龙门石窟艺术跟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之间的时间差距,与罗马艺术和欧洲大教堂艺术之间的时间差距是很接近的。历史上真正成就伟大宗教艺术的时期并不多见,北魏时期可以算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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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西方人研究的中国历史

《中国简史》,(法)勒内·格鲁塞 著,赵晓鹏 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9月

西方人研究的中国历史

《中国简史》,(法)勒内·格鲁塞 著,赵晓鹏 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9月

法国史学家、汉学家格鲁塞所写的这本《中国简史》,是西方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经典著作之一。书中,作者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点,串连起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又以这些点为基础展开画面,截取出一个个角度独特的视觉面,从华夏的起源一直写到了清王朝的覆灭。

同时,作者也不是孤立地来写中国历史,而是将其放入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大环境当中,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地来看待中国的历史与文明,展现给我们一部不同于以往视角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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