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兔自杀手册之中国版（城管篇）漫画：右手
郭巍青：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彭晓芸 摄
种种冲突中，受伤害的不仅是街头的小贩们，城管的队员们，还有我们这个迈向繁荣的社会。
或者，一切都是因着这个奇怪的制度而生。
十年了，也该是我们思索着城管何去何从的时候了。
《南都周刊》记者 彭晓芸 编辑 林斌
城管制度到现在已经变得骑虎难下
南都周刊：城管执法引起的各类恶性事件经常见诸于新闻报道，这些事件也是城管执法弊端的突出表现，在您看来，城管制度有没有致命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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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城管其实是都市化进程的产物。近二三十年改革的突出标志就是都市化进程，其中以长三角、珠三角等为典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当中，对城市的管理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城市越繁荣就难管理。管理者有他们的压力，他们需要尽快使城市向现代都市靠拢，城市的发展迫使管理者面对城市里日益增多的各种不同因素，于是他们就只好采取了强力手段——城管制度对城市秩序进行维持。
城管制度的产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在观念方面，管理者太理想化，只求一个整齐、干净的这么一个城市，容不得其他因素。他们或者受过去计划体制观念的影响，或者受浮光掠影的西方印象影响，以为只有规规整整才是现代都市的模式。这种想法也过于图纸化了。另外，在体制方面，管理者在面对社会条件的变化以及流动人群时，高度集权的管理方式似乎显得更容易取得成效，因此他们往往也需要依赖这种方式来进行管理，而城管制度在城市管理方面也更能体现出政府的意志。
政府从未意识到有比维护秩序更为根本的问题，城市管理的困境背后是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长，而这些新增人口更多的是一些所谓的低素质人群，他们与政府的想法以及跟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有着很大的距离。
但在建立城管制度时，管理者只是着眼于清理和管制的思路，没有去考虑如何吸纳这些新增因子，当这些因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便不是清理和管制能轻易解决的，所以城管制度到现在已经变得骑虎难下了。
南都周刊：城管的滥用职权似乎已经变成了常态，他们可以随意地侵害商贩甚至于其他不相关的公民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这是执法队伍的素质问题，还是城管制度的漏洞导致的？
郭巍青：城管执法人员的素质不高，这是一个问题，但并不是导致冲突甚至暴力的根本原因。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对于警察或者消防来说，他们很少会遭遇到冲突，因为他们的目标和职能都是清晰而且无可争议的，警察维持治安，消防防治灾害，这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而城管的目标是维持秩序，但秩序却是很抽象而且包含极大价值冲突的概念，维持什么样的秩序，社会并没有一致的共识。这一条决定了事情本身就充满着冲突，只是较早时这一冲突没有凸显而已，城管目标的不明晰，才是问题所在。
摆摊源源不绝，因为小贩需要一席之地在城市谋取生存，而市民对小摊这种相对低级的消费也是有着极大的需求，在二者的互动之下，小摊才禁而不绝。这对于城管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任务，就算他们可以吸收高素质的人才，并且进行二十四小时管制，问题是可以暂时解决，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
城管制度大部分要改，那也几乎等于废除
南都周刊：您认为对城管的执法行为有没有必要进行规范？
郭巍青：其实城管执法也面临难题，比如到底该不该没收小贩的商品？没收是不合法理的，但不没收又无法执法。
南都周刊：鉴于城管制度的种种弊端，现在有一种呼声是认为应该“取消城管”，在您看来，从城市生活的现实情况来看，是应当进行改良还是干脆废除？
郭巍青：我觉得还是应该改良，但其实大部分都要改掉，那也几乎等于废除了。在西方理论家看来，这类问题其实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城市吸纳劳动力但不能割裂他们，你不能像过去计划体制之下那样管理，我只需要你卖菜或者只需要你搞清洁，你就只能在这一块地方。但现在人群是流动的，根本无法管理。
美国学者斯特劳斯认为，对于外来人口，要么就“吃掉”，将他们纳入并同化为整体；要么就“吐出”，将他们挡住在城市之外，这也要求外界有相对的空间。现在的情况是既吸纳不完而又挡不住，人的生活方式差异是无法根本消除的，要求新增的外来人口迅速地适应城市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从公平的角度来看，人人都应该有权在城市谋生。现在政府对于这一观念则是两难，完全接受此理念，则无法应付，完全抗拒，则又违背公平。
所以，仅仅从行政管理方面来看待城管问题的话，是无法体现其背后的深广矛盾。城管这一机构本不该存在，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他无法解决的，他要面对的压力也是他无法承受的。城管的存在本身，的确存在很多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和不规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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