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日前吴天明公开炮轰第五代导演该“退休”之后,3月24日,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在南京召开的一个影视剧创作座谈会上“炮轰”影片《苹果》侮辱中国人。张宏森激动地说:“佟大为、范冰冰演的《苹果》在柏林电影节上空手而归是必然的”。他表示很不喜欢《苹果》的剧情,认为“作为艺术表达,这样的故事可以宽容。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该容许这个电影对时代有侮辱性描写,《苹果》中失实的描述,就连德国方面的评审专家也看不下去!”(见3月25日《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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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苹果》中,范冰冰扮演刘苹果,她和佟大为扮演的安坤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夫妻,由于生活拮据经常吵架,刘苹果和洗脚城老板(梁家辉扮演)之间一次偶然发生的“强奸”事件,让这两个家庭爆发了一连串戏剧性的故事。男主人公安坤利用时机向老板索要2万元;就在双方为钱争执不下的时候,刘苹果的怀孕了,安坤则因此加码:孩子加强奸,总共12万元。据该剧导演李玉“抱怨”,这部被视为“付出惨痛代价删改50次忍痛昂首柏林”的《苹果》,在电影局审查时还删掉了“一个配角的戏”,也就是一个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小女孩,后来做了妓女的戏。
由于我还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看到这部电影,所以对于电影的具体细节不敢忘加评论,但是,从导演李玉的“抱怨”、电影局官员的“炮轰”、故事情节和有关媒体的报道来看,这部“第六代导演”的《苹果》在宏观上多少存在着这样的特点:小人物灰色生存主题,视觉刺激上激情戏,以及强调“客观写实”和“零度介入”的“绝对写实主义”表现手法。据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评价,“《苹果》就是想利用少数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拿奖,可他们没想到,连西方人都了解中国并没有电影中表现的那样不堪!”一位柏林电影节的评审认为:“我到过北京,觉得中国人并不是像电影中描写的那样啊!”而且,《苹果》遭到电影局官员“炮轰”的原因还有一条,可算是“变相抗检”,在“最终放映时竟以(删节后的——笔者注)拷贝放映不出来为由,还是放映了原来的未删节版”。
如果这一切来自国外评委的指责和电影局官员的“炮轰”都没有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不管导演李玉的个人表达心理和“走向世界”的获国际大奖的欲望多么强烈,她作为一个电影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对塑造国家形象所承担的责任。多少年来,从张艺谋夺得第一个“熊”奖以来,一些导演争相拿丑化中国人形象,拿我们的“民族劣根性”等妖魔化手法去博得国际评委们的“青睐”,虽然一些导演屡屡在国际大奖上“大显身手”,“风光无限”,但与其个人品牌形象在国际上迅速“窜红”升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的形象和国家民族形象的“无形资产”的极大贬值。他们个人的收益和快乐建立在国家和民族的痛苦与损失之上。如果说《老井》、《红高粱》和《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在国际上给中国人营造的“镜像”还是“土”、“穷”、“傻”、“憨”等落后保守,更多表现为外在的负面形象的话,那么,《苹果》中中国人的丑陋更多地深入到了心灵的层面。想想看,不管是那个靠直接出卖肉体在城市里换取生存的农村女孩,还是因为利用一次被称作“强奸”的事件来敲诈老板,用金钱来换取心理补偿打工夫妻,他们都已经在心灵里扭曲了、堕落了。这样一些极端的事例在生活中不能说没有,也不能说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导演采取的是“冷静旁观”式的“写实”,或者干脆就是一种追求感官刺激和心理猎奇式的渲染,那么,影片在国际上给我们营造的可能就是“龌龊”、“肮脏”、“丑陋”的整体中国人形象。
电影作为一种影响力极大的大众媒介,在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中往往被看作一种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工具。一个明显的事例是韩剧在国内的席卷而来,它在影视中总是把韩国人塑造成那种温情脉脉、团结友善、仁义道德、负有责任而又坚韧不拔的正面形象,这种在影视营造的“虚拟镜像”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国人的“哈韩”情结,这不仅导致了国人对韩国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超乎寻常的正面评价,而且带来中国年轻一代对于韩国商品等物质层面的盲目追寻,也带来韩国影视、娱乐等文化产品更大范围的“入侵”。
影视产品营造的“虚拟镜像”事关国家和民族在国际上的“真实镜像”。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每一个电影人都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在个人名利和某一部电影艺术实验上的得失上,更多地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如此,一部《苹果》即使付出的代价再“惨痛”,都不会觉得怎么值得“抱怨”。(陆高峰)
[责任编辑:paul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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