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董碧水 《观察与思考》记者 马小真
“超生新贵”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浙江人大代表认为，有钱就能超生，这说明控制人口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善，还有调整和修改的空间。
在浙江之后，不少省市也相继推出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2月28日，国家计生委表示，对富人、名人超生将处以重罚，除加大经济处罚力度外，当事人还将被记入不良记录名单，不能参加各类奖项的评选等。
对于决策层下决心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舆论普遍表示出赞赏的态度，认为这将削弱先富阶层的特权，回归生育公平的底线。但也有评论指出，对富人、名人超生加大惩罚力度将造成一种新的不公。此外，公开曝光、不允许参加评奖等做法，也涉嫌侵犯公民权利，并不妥当。而一些基层的计生干部则担心，富人、名人的影响力，是否会让惩罚措施形同虚设？
“对于有钱人而言，几万元与几十元万的社会抚养费犹如小菜一碟。因此，如果继续单纯以提高社会抚养费数额作为严惩富有阶层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一位基层计生干部告诉记者。除了收取其“社会抚养费”之外，对于超生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还有一种行政处罚的方式，即由单位对超额生育者予以纪律处分，例如调职、降职、减薪等。但目前社会上的“超生新贵”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位限制，而且许多人就是老总，所谓的处罚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约束力。
法律人士认为，名人、富人“不怕罚”的背后，实际上也是法律、制度的漏洞和无奈。
“目前，没有法律条款来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处以刑罚。”浙江万马律师事务所吴春黎律师说，因为刑罚只是针对于那些实施了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人，而对于超生，涉及的应该只是一种有关伦理道德的个人行为。解决这个目前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应该谨慎，若不然，重典重治不但解决不了存在的问题，反面可能将法律陷于尴尬的境地。
“治理富人、名人超生现象，不应仅限于‘打压’。严惩也不应成为制止富人、名人超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律师马林认为，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最终要靠综合治理，除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外，还要用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
“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马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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