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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直辖朝气蓬勃巴渝的变化翻天覆地(图)

http://cq.QQ.com　 2007年03月13日07:18 　重庆晚报　　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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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

巩固政权的同时，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生产。艾新全说，“作为中央直辖市，如果不把生产搞上去，就没有发言权。邓小平主政西南不到三年，重庆经济就超过抗战最鼎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从数据看，当时整个西南区五省（川、黔、滇、康、藏）共有七千万人口，重庆仅110万，但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区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省的70%以上，“解放后，重庆人民的创造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工业品源源供给西南五省区，譬如当时的成都，连火柴、牙膏、皮鞋都要从重庆进呢。重庆还为当时的抗美援朝生产了大量军工产品。”

正是基于强大的工业能力，即使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管辖后，“中央仍分别于1958年、1965年和1983年，三次对重庆计划单列，目的就是要让重庆能有更快的发展。据1957年底的统计，在四川省内，钢及钢材只有重庆才能生产，发电量、水泥、机床、硫酸、棉布等主要工业品分别占全省的73%至95%，这奠定了重庆作为新中国内陆工业基地的基础。”

“重庆50年代生产总值占西南区三分之一，这个数据我们至今还没达到！”李意志分析认为，哪怕是2006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86亿，财政收入达到529亿，“但同期四川省国内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大关，财政突破千亿大关；云南省突破4000亿大关，贵州省突破2300亿大关，三省相加达到1.5万亿。兄弟省市的进步是好事，但就直辖十年的新重庆来说，我们还有奋起直追的空间啊！”

担当责任：为和平解放西藏作贡献

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的战略决定。最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中共西北局负责，“1950年1月初，毛泽东在前往莫斯科途中，经再三考虑，将这一重任改交西南局，在重庆的邓小平成为解放西藏的总指挥，重庆也成为解放西藏的大本营。”杨耀健对这段历史作过认真研究。

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邓小平还专门给进军西藏的二野18军题词：“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并亲自修订了与西藏上层谈判的《十项条件》，经中央批准后，邓指示将《十项条件》全文译成藏文，要求进藏部队认真执行，“还有，我18军进藏的全部物资，几乎全是重庆提供的，包括我军发起昌都战役的武器弹药，爬雪山的大衣鞋袜、进藏的物资装备等，可以说重庆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杨耀健说。

成渝铁路：邓小平三招说动毛泽东

194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在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局常委会上，搁置半个世纪的成渝铁路被提上议程。作为川人，邓小平对引发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太清楚了，清政府和国民政府修不好的成渝铁路，共产党能不能修好？“这考验执政党，也考验重庆人。”

时值建国初，百废待举，单就铁路来说，至少有两条亟待开工，一是刚成立的海军提出修从山东蓝村到烟台和浙江萧山的铁路，以备海防；二是新疆的王震将军给中央打了四五次报告，请求加快宝兰、兰新铁路修建，以巩固西北边防，“这都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此，当邓小平赴京向毛泽东请示时，毛回答，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面对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睿智的邓小平用了三招，“第一招，邓对毛说，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此其一。”杨耀健说。

“其二，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此其二。第三，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际声望，也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有百益而无一害焉。”

这三招让毛泽东下定决心：“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1950年6月15日，铁路开工；1952年7月1日，全长505公里的“新中国第一路建成通车了，成渝两地欢声雷动，”冯三义回忆说，“通车那天，我作为交通口代表上了火车，一直开到永川，真让人激动！修成渝路还带动了重钢的生产，它的钢轨就用在了这条路上。”

三座地标：见证一个光荣时代

除生产发展外，第二次直辖还至少给重庆留下三座地标，至今厚泽市民。

第一座：市人民大会堂。工程于1951年9月动土，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修建，造价600万元，于1954年3月竣工，至今仍是我市最重要的大型集会场所，并成为全国著名人文景观。

陈虹说，“当时西南局的领导真有气魄，敢把大礼堂修那么大！”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时任新华社记者的纪希晨，写了一篇报道叫《豪华的大礼堂，花钱的无底洞》，“据说周恩来总理看了很生气，提出了批评。”陶维全说，“其实，修大礼堂占用的是荒山、乱坟岗，没拆迁一间民房。”据陈虹回忆，1956年周总理来重庆时，“我跟着陪他从人民支路的石梯坎往大礼堂去，总理对大礼堂的风格很赞赏嘛！”此后纪希晨表示后悔，认为报道欠妥。

第二座：大田湾体育场。纪杏鸾清楚记得，大田湾体育场是由她所在的市城建局下的计划。1951年4月底宣告落成，成为我市大型集会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重庆建国后第一个城标性建筑，“后来的体育馆等设施是在贺龙主持下于1956年全面建成的。几十年来，它给多少重庆人留下了欢乐的记忆啊！”

第三座：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家住七星岗的工程师李清华是50一代，“我认为文化宫也是一座地标，不但因文化宫大门那几个字是邓小平提的，更在于，它在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期里，给我们传播了文化的种子，譬如它的露天电影，几十年来，有多少万青少年接受过它的教益？至今同学们聚会，说起文化宫的露天电影，无不满怀深情啊！”

文化宫于1952年8月建成，至今已55年。

前辈的负重与努力值得敬重

上世纪50年代初的第二次直辖，在许多重庆人心中正淡去，“但那时的物价，很多人却记忆深刻。”杨耀健说，“如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鸡蛋一两分钱1个，新鲜猪肉四五角钱1公斤，市民沐浴着新中国的幸福阳光。”

相对于1939年的第一次直辖，第二次直辖似乎复杂许多。何故？体制。在记者采访的所有当事人中，无论老干部还是专家学者，对重庆给四川作出的贡献并不讳言，“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对此有合理评价。”专家们提供的数据是，自1954年重庆划为省辖市后，重庆上缴省里的利润，50年代是60%，60年代50%，七八十年代是30~40%。重庆人顾全大局，但有时也很郁闷，以至在60年代的贵州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任白戈作出关于“炮舰政策”的发言，一时语惊四座。那是重庆憋了很久的。

记者采访到的，比能写出来的要多10倍。无论政治诉求还是情感诉求，我们按惯例只能遵循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传统；因此，我们只能努力并谨慎地接近真相。能说的是，早在邓小平调北京前，他就考虑过重庆的出路，甚至给中央打过报告，拟将四川省划分为东川省和西川省，分别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各自独立发展。后来考虑到东川省干部太强，西川省相对较弱，加上其他诸因素，方案放弃了。但邓小平对重庆的历史地位、对重庆在西部的特殊区位优势和经济上的巨大影响，一直非常重视，以至坊间盛传的重庆第三次直辖是小平同志的遗愿，是有依据的。

往事已矣。前辈的负重与努力，值得敬重；扪心自问，你我，还能为第三次直辖的新重庆做些什么？

记者张卫富治平实习生赵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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