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合影
1949年12月，解放军二野重庆入城式。
第二次直辖时的重庆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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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血火中重庆第一次直辖。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直接领导下诞生的，为领导重庆和西南地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破败凋敝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人民的新重庆，实施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和平解放西藏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百业待兴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它充满朝气和活力，它使巴渝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上等白米0.14元/公斤，鸡蛋一两分钱1个，新鲜猪肉四五角钱1公斤，人民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无论是成渝铁路的修建还是地标性建筑的耸立，都成了一代重庆人心中永远的纪念。
记忆1949：青年们想大干一场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这一天，对进军重庆的二野三兵团将士来说，值得纪念，“我父亲是三兵团12军老战士，当天傍晚，他随部队从海棠溪渡过长江，直插市区。”军事史专家李意志清楚记得，从童年起，父亲李植生就给他讲解放重庆的故事，“重庆，对他们那一代来自北方的将士来说，很有吸引力。毕竟，从湖南常德起，三兵团将士在穿越千里湘川山地途中，没见过一座像样城市。当时的重庆，曾繁华一时，忝列全国大城市第三位呢！”
1949年11月1日，我军发起西南（入川）战役，以二野三兵团11军、12军和四野47军为主力，向重庆进攻，一路所向披靡，至“30日凌晨，蒋介石飞离重庆；上午，杨森市长乘吉普车巡视市区。”12月1日的《大公报》记载，“杨氏面容颓丧，深知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巡视后既抽身逃遁。”进军重庆的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李植生和战友们30日傍晚渡江时，眼中的重庆“万家灯火，楼宇连云，好一座漂亮的山城！”
时年18岁的上海姑娘陈虹（后任市顾委办公室主任）、小伙子徐雄（后任市委副秘书长）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并不佳，“我们是随西南服务团进驻的。老实说，当时重庆虽然也叫中央直辖市，但和上海没法比，可以说是电话不灵、电灯不明、到处泥泞……”但他们与更多的青年一样，充满朝阳般的激情，时年25岁的重庆大学计统专业毕业生纪杏鸾，很快在市军管会找到了工作，“我想起当年夏天毕业典礼上，大家心情灰暗，我的老师、中国北极探险第一人冯简教授，送给我们六个字：要忍耐，要等待。没想几个月后，天就亮了！”时年24岁的冯三义，是1948级重庆大学理学院高材生，经历失业后，也在城建系统找到了工作，“大家铆足了劲，要为新重庆大干一场！”
直辖家底：全市公交车仅14辆
天亮后的重庆啥模样？采访中，文史专家杨耀健这样描述，“全市面积300平方公里，人口110万，地居水陆总汇，有工厂600余家，失业工人十余万。”
这就是重庆二次直辖时的家底？
市档案局局长卢大钺指出，重庆第二次直辖时行政格局沿袭的是旧制，“因为当时我军推进太快，在行政划分上还来不及作出与新政权一致的调整。”市档案局研究员唐润明称，“在我市现存档案中，虽然找不到中央人民政府颁布重庆直辖的记载，但有1954年6月19日，中央关于将重庆等11个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的决定，这足以证明当时重庆是直辖市。”
党史专家艾新全的研究从另一层面更接近真相：重庆的第二次直辖，是在刘、邓、贺首长直接领导下诞生的，“建国初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其中北方分东北、华北和西北，南方分华东、中南和西南。每个大区都有隶属中央的直辖市，如东北4个，即沈阳、旅大、长春和哈尔滨；华北是北京和天津；西北是西安；华东是上海、南京、青岛；中南是武汉、广州；整个西南，只有重庆！”
这时的重庆百业凋敝、敌特猖獗、物价飞涨，“困难如山啊，举个小例子吧。”市建委离休干部冯三义说，“当时全市公交车只有14辆，要么烧柴油，要么烧煤炭，熄火后还要人推。这叫直辖市吗？”
干部配备：整个西南重庆最强
“对重庆的困难，中央是有预见的。”艾新全说，“早在进军大西南之前，重庆的组织机构就在南京搭建了；1949年7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西南局；同年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
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刚一解放就在市委机关工作，是当年的活见证，“重庆市军管会配备的干部是最强的。”成员包括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和国务院文教办主任）、陈锡联（二野三兵团司令员，后任炮兵司令员）、张霖之（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后任煤炭部部长）、谢富治（二野三兵团政委，后任公安部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曹荻秋（后任上海市市长）、段君毅（后任铁道部部长）、阎红彦（后任云南省书记）、王近山（三兵团12军军长，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蕴瑞（后任南京军区参谋长）、任白戈（后任重庆市委书记、市长）、罗士高（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明辉（后任云南省省长）等。
这些干部，几乎全是拿枪杆子的军人，虽战功卓著，但在重庆，他们面临全新课题：怎样巩固新生政权，怎样“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刘伯承语）？”
巩固政权：在严厉打击中注重策略
刚解放的重庆市情复杂。在110万人口中，散兵游勇有9000多，潜伏敌特6000多，杨森留下的“保民军”2万多，流氓、扒手1万多，妓女1万多，加上亟待改造人员，“这是一个接近10万人的庞大数字，新政权受到严重威胁。”陶维全说，“有一次，陈锡联从枇杷山驻地下来，还挨了特务黑枪。”
为保卫新生政权，在西南局统一指挥下，解放军和公安部队开展了大规模行动，分别于1950年1月18日和1951年3月13日采取集中行动，共计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6000余名，从严审判、枪毙320名，“重庆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历史往往具有特殊性。譬如，对重庆的袍哥怎么办？袍哥是清代形成于川渝地区的民间帮会组织，由于重庆是个庞大的水码头，加入袍哥的不少人来自社会底层，“当时，市军管会的有关领导主张坚决打击。”这时，谙熟悉四川历史和人脉的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我在市军管委驻地蜀楼（现市儿童医院），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对袍哥问题的处理意见。”陶维全说，“小平同志抽着烟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大多数来自北方，对袍哥不了解。袍哥问题‘提起千斤重，放下四两轻’，它很复杂，必须一分为二：对袍哥中的反革命、造谣者，要坚决打击，但对大多数，不要轻易动，否则打击面就太大了，不利于团结大批底层民众。”
重庆的稳定，为整个西南区的解放和稳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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